“划江而治，固本培元”的国策既定，新生的中华帝国如同一艘调整了航向的巨舰，虽然依旧面对惊涛骇浪，却目标明确，步伐沉稳。柏凌云并未沉醉于肇庆大捷的武功，而是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更为繁琐却也更为根本的内部建设之中。他知道，真正的霸权，不仅建立在赫赫武功之上，更需扎根于深厚的国力与民心。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的税制改革。在经历了初期的强烈抵制和数次流血冲突（何三的锦衣卫以铁腕手段处置了几家煽动暴乱、冥顽不灵的大地主）后，新政终于得以在广州周边各县强力推开。帝国户部（暂时由柏守谦主理，文履谦监督）派出的清丈队伍，在军队的护卫下，重新丈量田亩，核定税基。
结果令人振奋。仅仅广州一府，清丈出的隐匿田亩就比旧册记载多出近三成！虽然税率有所降低，但因税基扩大且中间盘剥被极大削减，国库实际收入不降反增。更重要的是，无数自耕农和佃农的负担切实减轻，新朝“轻徭薄赋”的承诺首次落到了实处，民间对新政的抵触迅速转化为拥护与期待。消息传开，尚未推行新政的地区也开始了观望与松动。
与此同时，由沈富安主导发行的 “中华帝国兴业债券” ，也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凭借其广泛的商业人脉和帝国军事胜利带来的信心，再加上柏凌云承诺的未来贸易特许权诱惑，不仅广州、香港的华商踊跃认购，连南洋乃至美洲的华侨富商也闻风而动，纷纷投资。第一期五十万两白银的债券被抢购一空，极大地缓解了帝国的财政饥渴，为各项建设注入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军事与经济的初步稳定，让柏凌云得以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人才培养。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一系列新式教育机构开始筹建。
位于越秀山麓的 “新京格致学院” 率先挂牌成立。柏凌云亲自题写匾额，并任命虽无科举功名但精通西学、思想开明的学者与鲁秉忠推荐的巧匠共同负责。学院摒弃八股文章，主要教授算学、物理、化学、地理、机械制造、测绘等“实学”，并从军队和工匠子弟中选拔第一批学员。此举在士林中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离经叛道，却也吸引了许多对旧学失望、渴望新知的年轻学子。
紧接着， “新京武备学堂” 正式开学。柏凌云自任名誉堂长，柏凌峰兼任总办，聘请了部分德籍退役军官（通过沈富安的渠道重金礼聘）和军中经验丰富的军官担任教习。课程包括近代战术、参谋作业、地图测绘、枪炮原理、工程后勤等，旨在培养具有现代军事素养的军官团，彻底改变旧军队凭经验和个人勇武带兵的陋习。柏凌岳虽觉得有些“纸上谈兵”，但仍被柏凌云强令第一批入学受训。
此外，传统的科举制度并未立刻废除，而是在柏凌川的主持下进行改良，增加了策论与时务的权重，试图从中选拔出能适应新朝需要的人才。一套融合新旧、旨在培养实用人才的教育体系雏形初现。
有了资金和初步的人才基础，实业建设开始提速。在鲁秉忠的主持下，原广州机器局被扩建为 “新京兵工总厂” ，不仅维修缴获和购买的枪炮，更开始尝试仿制德式毛瑟步枪和克虏伯行营炮。虽然初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但毕竟迈出了自主生产的关键一步。
根据探矿师的报告，粤北、桂西的几处小型铁矿、煤矿被官方接管，采用新法开采，虽然产量有限，却也为兵工厂和民间提供了宝贵的原料。沈富安则利用商务大臣的权力，引导商人投资兴建纺纱、织布、缫丝等轻工工厂，帝国开始有意识地从纯粹的农业经济向初步的工商业经济转型。
然而，盛世之下，隐忧并存。新政虽得民心，却深深触犯了旧有地主豪强的利益，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暂时蛰伏，暗中串联，怨望日深。被抄家灭族的旧官僚亲属、以及那些因新政而失去盘剥机会的胥吏，更是将柏凌云恨之入骨，暗中诅咒，等待着反扑的机会。
军队内部，柏家老兵与收编的清军降卒之间仍有隔阂，虽经整编，但派系影子依稀可见。柏凌岳等将领对文官系统逐渐掌权、特别是文履谦地位超然，内心不无微词。
更重要的是，外部压力从未消失。英法美等国的军舰依旧在珠江口游弋，领事们密切关注着帝国的一切动向，其商业资本正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来。北方的清廷虽惊惧于帝国的崛起，却也加紧了与列强的勾结，并严令沿江督抚如张之洞（湖广）、刘坤一（两江）加紧编练新军，构筑防线。
柏凌云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他一方面继续以强硬姿态应对外交风波，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内部的整合与准备。
这一日，他召见了即将率军西征广西的柏凌岳和柏凌锐。
“凌岳，凌锐，西征之事，关乎帝国西翼安稳与未来北伐之资源。切记，攻城略地为辅，收服人心、稳固统治为主。遇有负隅顽抗者，雷霆击之；遇有民心可用者，善加抚慰。务必与文相派去的政务官员精诚合作！”
“臣等明白！”
望着弟弟和堂弟领军出征的浩荡队伍，柏凌云站在新京的城楼上，心中并无太多喜悦，只有沉甸甸的责任。
新政虽显中兴之象，帝国根基日渐深厚，但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脚下的道路依然漫长而险峻，唯有步步为营，如履薄冰，方能在这乱世之中，真正奠定那万世不拔之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