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桩是4楼的独居老人周阿公。
1984年开春，邻居发现他家门口堆着没人拿的报纸才报了警。
开门时一股浓重的霉味，周阿公躺在藤椅上，已经没了气息，脸上带着奇怪的笑容。
法医说“自然死亡”，可床边摆着双绣着白牡丹的女式布鞋，鞋码很小，根本不是老人的。
楼里的老住户认出，那鞋和1981年建楼时摔死的女工人穿的布鞋一模一样。
那个从16楼摔下来的年轻女工，当年就爱穿这种绣花布鞋。
第六桩轮到了2楼的商铺。
开杂货铺的黄老板，1984年夏天死于煤气泄漏，厨房的煤气罐阀门拧到最大，像有人故意开的。
黄老板老婆说，前一晚黄老板说“看见个穿白旗袍的女人在柜台前晃，问有没有白牡丹牌的胭脂”，她以为是丈夫眼花，就没当回事。
可警察后来在柜台下找到个空胭脂盒，牌子就是“白牡丹”，生产日期是1956年，早就停产了，盒底刻着个“7”字。
第七桩，是被重新翻出的旧闻。
1981年建楼时摔死的女工人。她叫苏曼丽，当年才二十岁，在16楼浇筑水泥时失足坠落，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绿豆糕。
工友们说，她出事前总说，“7楼有个穿蓝布衫的老头在等她”，还说要绣件白牡丹旗袍当嫁妆。这桩事本来早被人淡忘，可到了1984年，有人在16楼的水泥墙里发现了块绣着半朵牡丹的白绸缎，像是苏曼丽当年带在身上的布料。
七桩命案，使“7”这个数字，彻底成了楼里的禁忌。
住户们乘电梯时都会“跳过7楼”的按钮，哪怕往上爬一层或者往下走一层，也不愿在7楼停留。
有人在自家门牌上贴“7”字的贴纸，说“以邪克邪”。甚至有家长不让孩子在楼里数到“7”，说“会被‘东西’听见”。
有人在自家门口挂桃木剑，有人请道士来画符，甚至有商户在大门上贴7楼住户勿入的告示。
但死亡的接力赛还在继续，1984年冬天，住在9楼的中学生在楼梯间上吊自杀，用的是根晒被子的绳子，遗书里只写了一句话：7楼的姐姐让我去陪她。
这时，“西宁国宅是猛鬼大楼”的名声已经在台湾传开了。
房产中介带客户来看房，都要先问清介意不介意楼里死过人。
出租车司机送客人到楼下，从不熄火，说这地方阴气重，不能久留。
连邮局送信的，到了7楼都是把信塞进门缝，不肯多待一秒。
而关于“三十桩命案”的说法，也从这时起像野草般疯长。
万华区的老人说，这栋楼的地基以前是日据时期的刑场，埋着三十个冤死的劳工，现在是他们在找替身。
还有人说，苏曼丽的魂魄在找够三十个人作伴，就能转世投胎。
不管哪种说法，都让西宁国宅的“凶宅”名声越发牢固。
1985年，西宁国宅的住户已经搬走了近一半，但二楼的锦绣坊裁缝铺的生意依旧很红火。
老板陈裁缝是1983年搬来的，据说以前在上海给名媛做旗袍，手艺极好，尤其擅长绣牡丹，西门町歌厅的小姐们都专程来定做。
他的铺子不大，玻璃柜台里挂着各色绸缎，缝纫机一直响到深夜，成了冷清楼道里少有的烟火气。
陈裁缝不怕的传闻，总说我做的衣服能镇邪。
但他有个怪癖。从不用红色绣牡丹，只绣白牡丹，说白牡丹干净，能招贵人。
邻居们常看见有个穿白旗袍身段窈窕的女人在傍晚来找他，隔着玻璃柜台和陈裁缝说话。
没人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定做了件白缎金线牡丹旗袍，定金给得特别多。
1985年6月17号的凌晨四点，住在5楼的张太太（就是当年发现老兵坠楼的那位）又被一声闷响惊醒，这次声音很清晰，来自二楼的裁缝铺。
早上七点，陈裁缝的学徒来开门，发现卷帘门没锁，铺子里一片狼藉，陈裁缝吊在房梁上，脚边散落着半匹白绸缎，上面绣了一半的白牡丹被针扎得密密麻麻的洞。
警察在裁缝台的抽屉里找到张定金收据，付款人栏写着苏曼丽，定做的正是那件白牡丹旗袍，交货日期是6月17号。
法医在陈裁缝口袋里翻出支惨白的口红，和当年电梯里发现的那支一模一样，口红在收据背面画了朵牡丹，旁边写着16楼天台取货。
陈裁缝的老婆哭着说，前几天丈夫总对着空房间说话，说苏小姐嫌牡丹绣得不够像，还说她在16楼天台等得急了。
学徒也说，6月16号晚上，他看见陈裁缝在铺子里烧绸缎，说这件没做好，要给苏小姐做件新的，火光里好像有个白影子站在他身后。
这桩命案让西宁国宅的恐怖传说达到了顶峰。
因为陈裁缝的死状，和1981年坠楼的老兵、1983年电梯里的李女士都有联系。
而苏曼丽这个名字，有人说就是1981年建楼时摔死的女工人的名字，她当年就是在16楼摔下来的，死前正在给未婚夫绣白牡丹花的手帕。
从此，苏曼丽的白牡丹旗袍成了西宁国宅最着名的传说。
有人说陈裁缝没按时交货，被苏曼丽的鬼魂索命。有人说他偷了苏曼丽的尸骨，藏在绸缎里，想用来反被反噬。
还有人说，那件没做完的白牡丹旗袍，其实是给做的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