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的省厅技术室，玻璃窗上凝着一层薄霜。林砚哈了口气，用指腹擦出一小块透明区域，目光落在桌上那台深灰色的“简易指纹比对仪”上——这是三天前从北京公安部调拨来的设备，机身还带着长途运输的磕碰痕迹，却成了侦破“红衣女尸案”的唯一希望。
“小林，设备预热好了，安徽那边的指纹样本也传过来了。”技术科的老张搓着冻得发红的手，将一张泛着油墨味的指纹卡片塞进仪器卡槽。卡片上的指纹边缘有些模糊，是安徽警方在第三名红衣女尸的毛衣袖口提取的，之前因为技术有限，只能确定是男性指纹，却始终没法和数据库比对。
林砚点点头，指尖在仪器的旋钮上轻轻转动。这台设备比他在警校接触的模拟机简陋太多，没有触屏，只能靠手动调整焦距，屏幕也只有书本大小，闪烁着微弱的绿光。他深吸一口气，想起这三个月来的僵局——豫、皖、苏三省接连发现四名穿红色外套的女尸，死者都是独自外出的年轻女性，颈部有勒痕，身上没有反抗伤，凶手作案后会把尸体抛在铁路沿线的荒地里，现场除了一枚模糊的货车轮胎印，再无其他线索。
“开始比对。”老张按下启动键，仪器发出“嗡嗡”的低鸣，屏幕上的指纹图像开始缓慢移动，与数据库里的前科人员指纹逐一重叠。技术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北风的呼啸，李建国靠在门框上，烟卷烧到了指尖也没察觉——他是特地从南州赶来的，自从林砚借调省厅，两人还是第一次一起参与“红衣案”的关键环节。
苏晓站在林砚身边，手里攥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她昨天刚从南州送来了最新的尸检补充报告，在第四名死者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微量的柴油残留，这让林砚更加确定凶手的职业与“运输”有关。“要是能比对上就好了，”苏晓的声音很轻，“安徽那边已经又接到两起失踪报案，都是穿红衣服的姑娘。”
林砚没说话，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数据库里的指纹一页页翻过，大多是盗窃、斗殴的前科人员，与现场提取的指纹轮廓根本不符。二十分钟过去，屏幕突然定格在一张指纹卡片上——编号“豫-”，姓名栏写着“马四海”，案由是“1983年盗窃货运列车物资，被判两年缓刑”。
“停！”林砚猛地按住老张的手，“倒回去，放大右侧第三组特征点。”
老张赶紧调整旋钮，屏幕上的指纹逐渐清晰：靠近指根处有一道斜向的裂痕，是长期握方向盘留下的老茧造成的；食指指纹边缘有一个不规则的缺口，与安徽警方提取的指纹完全吻合。技术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李建国掐灭烟卷，快步走到屏幕前：“确定吗？会不会是巧合？”
“不会。”林砚指着屏幕上的特征点，“这道裂痕和缺口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的身份证。马四海的档案里写着，他是河南漯河的长途货车司机，跑的路线刚好覆盖豫、皖、苏三省的铁路沿线——这和我们之前侧写的‘凶手熟悉跨省运输路线’完全对得上！”
苏晓立刻翻开笔记本，找到之前记录的轮胎印数据：“安徽现场的轮胎印是‘7.50-16’型，这种型号大多用在解放cA10b货车上，而马四海的档案里备注了，他名下有一辆1982年出厂的解放货车！”
“太好了！”老张一拍桌子，差点碰倒桌上的墨水瓶，“我这就联系河南警方，让他们立刻控制马四海！”
林砚却突然皱起眉头：“等等，先查他最近的行踪。如果他真的是凶手，现在可能已经听到风声跑了。”
老张赶紧拨通长途电话，通过省厅总机转接河南漯河公安局。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断断续续传来：“马四海……上周就没在家……邻居说他拉了一车百货往西北走了，说是要去新疆送货……”
林砚的心猛地一沉，拿起桌上的全国公路地图，手指沿着河南到新疆的路线滑动：“西北边境管控严，他很可能会从甘肃酒泉的边境口岸偷渡出去。老李，我们得立刻出发，晚了就来不及了！”
李建国点点头，掏出随身携带的工作证：“我马上联系省厅，申请调用警车，再跟甘肃警方对接，让他们在沿途收费站设卡排查。你和苏晓收拾一下，我们半小时后出发。”
苏晓赶紧从包里拿出一件厚棉袄，递到林砚手里：“西北比这边冷多了，带上这个。我已经把尸检报告和指纹比对结果整理好了，路上可以再核对一遍。”
林砚接过棉袄，指尖碰到苏晓的手，她的手还带着冻意，却紧紧攥着整理好的资料。自从苏晓上次为了保护他受伤后，两人之间多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他负责冲锋在前，她负责守住后方的证据防线。
“谢谢。”林砚轻声说，将棉袄搭在臂弯里，开始整理桌上的资料：马四海的档案、指纹比对报告、轮胎印数据，还有三省受害者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们都穿着红色外套，笑容灿烂，却永远停在了最好的年纪。林砚握紧拳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马四海，给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一个交代。
半小时后，省厅门口的警车鸣响警笛，冲破晨雾往西北方向驶去。林砚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手里拿着马四海的档案。档案里有一张他的一寸照片，眼神阴鸷，嘴角向下撇，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这和他之前侧写的“凶手性格孤僻，有暴力倾向，通过杀人获得控制感”完全一致。
“小林，你说马四海为什么非要选穿红衣服的姑娘？”李建国握着方向盘，目光盯着前方的公路。
林砚翻开受害者资料：“第一名受害者是他的前妻，1984年跟他离婚后，嫁给了一个货车司机。我们查过，马四海离婚后一直怀恨在心，而他前妻最喜欢穿红衣服——他是把对前妻的恨意，转移到了其他穿红衣服的女性身上。”
苏晓坐在后排，补充道：“尸检报告显示，所有受害者的颈部勒痕都是‘先轻后重’，说明凶手在作案时曾犹豫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极端方式。这也符合‘长期压抑后爆发’的心理特征。”
警车在公路上疾驰，窗外的景色逐渐从农田变成戈壁。林砚看着远处的雪山，心里清楚，接下来的追凶之路会更加艰难——西北地域广阔，加油站和村落稀少，马四海又是老司机，熟悉各种偏僻小路。但他手里握着证据，身边有并肩作战的伙伴，还有三省警方的协作，他有信心能在马四海偷渡前拦住他。
“前面就是河南和甘肃的省界了。”李建国指着前方的路牌，“甘肃警方说，他们已经在省界收费站安排了人，只要马四海的货车出现，立刻就能发现。”
林砚拿出对讲机，调到与甘肃警方对接的频道：“这里是省厅刑侦队，我们还有十分钟到达省界，请确认收费站的排查情况。”
对讲机里传来清晰的回应：“一切正常，我们已经核对了过往货车的信息，还没有发现马四海的解放货车。你们放心，只要他敢来，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林砚放下对讲机，看向窗外。太阳正从东边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戈壁上，驱散了清晨的寒意。他知道，这场横跨四省的追凶之战，才刚刚开始。但只要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哪怕要穿越千里戈壁，哪怕要面对再大的困难，他也绝不会退缩。因为他肩上扛着的，是四名受害者的期待，是无数家庭对正义的渴望，更是一个刑警对职责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