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的工农兵商店还亮着灯，昏黄的灯光透过蒙着薄雪灰的橱窗渗出来，把“抓革命，促生产”的红漆标语照得有些发暗。那字，像是被无数次风吹雨打后没了力气，蔫蔫地粘在玻璃上。
张义芝站在自家院门口，手无意识地攥着蓝布衫的衣角，看着桂珍的影子，手里拎着空了的布包，拐进隔壁的院子，才慢慢转过身。
门轴“吱呀”一声，带着铁锈的涩味，像是老物件在低声叹气。她抬手抹了把额头，夜已经凉了，手心却沾了层薄汗，黏在额角的碎发上，很不舒服。
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宣传车的喇叭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被风刮得断断续续，落在耳朵里，反倒让心里更乱。
这四个孩子，没一个让她省心的。老大月英今年二十一，在制绳厂当政工干事，天天跟着“大联畴”的人泡在厂里，要么组织学习，要么写大字报，忙得脚不沾地。前阵子王婶来提亲，说的是客运站的干事，转业军人，人老实，家里还有三间红砖房，结果月英倒好，当着人家的面就说“现在是革命时期，个人问题往后放”，把王婶噎得脸通红，摔门就走，后来再没人敢上门。
唯一的儿子小季更不让人放心。刚上高中就跟着同学入了“五一六”，整天在外面跑，说是要“揪斗走资派”，跟月英的“大联畴”成了对头。
上次回家拿粮票，姐弟俩在屋里吵起来，月英说他“搞极端”，小季骂姐姐“保皇派”，最后小季摔了个搪瓷碗，至今快一个月没着家，连件换洗衣物都是托同学捎来的。
老嘎达小军才十四，满心盼着能上学，结果学校停了课，只能在家待着。天天就窝在屋里翻以前的旧课本，问她以后想干啥，她就低着头说“不知道”。
只有老二俊英，性子刚烈，知冷知热。每天下班回家先把屋里扫了，再去井台挑水，晚上还帮她缝补衣服，是家里最贴心的孩子。可偏偏就是这个贴心的，要出嫁了。
张义芝的心像被风吹散的棉絮，飘得到处都是，抓不住一点实底。
她拖着灌了铅似的脚步进了屋，煤油灯的光忽闪了一下，把屋里的陈设照得明明灭灭：靠墙摆着的旧木柜是她嫁过来时带的陪嫁，柜门上的红漆已经掉得斑驳；墙上贴着的《主席语录》画片，边角被烟火熏得发黄；炕梢的墙上，还挂着丈夫刘庆云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穿着黑色长袍，表情严肃，那是他刚来东北的时候拍的，也是唯一一张留下来的照片。
俊英从炕沿上直起身子，炕桌还没收拾，摆着桂珍带来的糖块和瓜子。粗瓷盘子里，几颗水果糖的糖纸亮晶晶的。
她把垂到胸前的麻花辫往身后捋了捋，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炕席的缝隙，那是刘庆云在世时编的苇席。
当年刘庆云从大辽河边挑了最韧的苇子，晒了半个月，夜里就坐在炕边编，边编边教俊英认上面的“人字纹”，如今席子边缘已经磨得发毛，缝隙里还嵌着些经年的灰尘。
娘俩坐在炕上，中间隔着半尺远的距离。
炕洞里的火早就熄了，余温透过炕面慢慢散着，暖乎乎的，却驱不散屋里的沉闷。
煤油灯芯偶尔“噼啪”响一声，溅起一点火星，把娘俩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拉得老长，像两个孤零零的树桩。
“妈，我不想出嫁。”俊英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母亲的脆弱，又像怕戳破了屋里的寂静，“我大姐还没说人家呢，哪有妹妹先嫁的道理？再说……再说大姐和小季还没回来，小军她们要求上山下乡，早晚得下乡去农村，我走了，家里就剩您自己了。”
张义芝刚端起的搪瓷缸子顿在炕桌上，发出“当啷”一声响。缸子上印着的“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被溅出的茶水浸上了一圈浅褐色的光环，像给那几个字蒙了层雾。
她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你们姐俩一个两个的不出门子，是想让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吗？”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街坊邻居都在背后嚼舌根，说咱家俩大姑子一个小姑子守着弟弟，哪家闺女肯嫁过来？你弟弟明年就十八了，再拖两年，好人家都被挑完了！到时候他打了光棍，你爹在地下都闭不上眼！”
俊英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攥紧了衣角，藏蓝色的劳动布被捏出深深的褶皱，指腹都泛了白：“可我都不认识他……就凭一张照片、一张庚帖，就要把我嫁过去？夏德昇他是什么性子，好不好相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跟把我推进陌生人家里有啥区别？”
她想说，她在工农兵商店一个月能挣二十七块五，不比当兵的工资低，凭啥要为了弟弟的婚事牺牲自己？想说小季现在连家都不回，娶媳妇的事根本不用急；想说她怕，怕像母亲当年那样，嫁给一个没见过面的人，在陌生的家里小心翼翼，受了委屈都没人说。
可话到嘴边，看着母亲这些年来熬出的白发，又咽了回去，只剩下哽咽的抽泣声。
谁叫爸没了呢？妈一个人领着他们顶门户过日子，每天天不亮就去附近的生产队排队买便宜菜。白天去街道上班，晚上还要缝补到半夜，手里的活计就没停过。她不能再让妈为难了。
“不认识咋了？”张义芝的声音带着火气，指关节敲得炕桌咚咚响，可眼底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软，“我跟你爹当年不也是连面都没见过？媒人就递了张庚帖，我就嫁过来了。”
说起自己，张义芝的心像被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软。
那年她也是不愿意，躲在屋里哭了好几天，娘劝她说“嫁个岁数大的拿你当回事，比啥都强”。她爹跳着脚骂她是个“打罢刀”，有人要就不错了。
刘庆云比张义芝大二十四岁，要是庆云还在，绝不会让俊英这么委屈。
张义芝的话像根细针，扎得俊英心口发疼。她知道母亲的苦，也知道父亲的好，可父亲是父亲，夏德昇是夏德昇，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父亲那样疼人。
她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炕席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正好落在当年父亲编的“人字纹”里，像给那纹路添了个小疙瘩。
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扫过窗棂，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外面叹气。屋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把墙上父亲的照片照得时清晰时模糊。
张义芝看着女儿抽泣的背影，心里也不好受，可她没别的办法。夏家条件好，夏德昇是党员，还是当兵的，俊英嫁过去不用愁吃穿，还能帮衬着家里，这是她能想到的，对俊英、对这个家最好的出路。
“人家夏德昇是当兵的，还是党员，根正苗红，至少你嫁过去不能受气。”张义芝的语气软了些，伸手想去碰女儿的手，却被俊英轻轻躲开了。
她叹了口气，摩挲着搪瓷缸子边缘。那缸子是月英当年评上“先进工作者”的奖品，“妈还能害你？这年月，找个靠谱的人家不容易。”
俊英还是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得更低了。
看着俊英的不妥协，张义芝在心里叹了口气，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记得那是霜降刚过，街面上的风带着刀子似的冷。张义芝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手里攥着半块啃剩的玉米面窝头，眼神飘着街对面那家木匠铺。三天前，爹就是在那儿跟姓白的木匠谈妥了她的婚事。
那年她刚满二十岁，辫子上还系着过年娘给她扎的红头绳，只是那点红早就褪成了浅粉，像她心里那点对婚事的懵懂期盼，被爹的一句话碾得稀碎。“白木匠是山东来的，有手艺，能挣现钱，你嫁过去不受罪。”
爹说这话时，手里夹着烟卷，烟丝烧到了尽头也没弹，烟灰落在他洗得发白的土布褂子上，留下个黑印子。
义芝没敢反驳，她知道家里难。
家里七个孩子，大姐二姐三姐都出嫁走了，还有小妹和两个弟弟。大弟弟明年要娶媳妇，彩礼钱还没着落，她这门亲事，能换两袋高粱米，还能让白木匠给家里打一整套新桌椅。
换庚帖那天，白守启就站在木匠铺门口，穿着件半旧的蓝布衫，袖口沾着木屑，手里还攥着把刨子。他比义芝大十五岁，脸膛是山东人常见的黝黑，说话时声音有点闷：“俺叫白守启，你叫俺守启就行。”
她低着头，没敢看他的眼睛，只听见娘在旁边跟白守启的同乡说：“俺家义芝勤快，会洗衣做饭，就是年纪小，你多担待。”
婚事办得仓促，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义芝穿着娘改小的蓝布褂，头上包了块红布，就跟着白守启上了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响，义芝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庄稼地一点点往后退，心里慌得厉害。
白守启坐在她对面，多数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偶尔开口，也只是说：“到了山东，听俺娘的话，她是个实在人。”
义芝点点头，没敢多问，她以为“实在人”就是好相处的意思，直到火车开进山东地界，她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白守启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偏远的村子，下了火车又坐了半天驴车，才到地方。
那是个土坯垒的院子，院墙矮得能看见里面的鸡窝，正屋的门帘是块洗得发黄的粗布。
义芝刚把包袱放下，就听见里屋传来个尖利的声音：“是守启媳妇吧？进来让俺瞅瞅。”
出来的是白守启的娘，头发梳得溜光，挽在脑后，脸上没什么笑模样，上下打量义芝时，眼睛像锥子似的。“看着细皮嫩肉的，怕是没干过活吧？”老太太说着，把手里的笤帚往义芝手里塞，“先把院子扫了，再去挑两桶水，俺家可没有闲人。”
白守启站在旁边，没说话，只冲义芝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她照做。
从那天起，义芝就没闲着过。天不亮，老太太就扯着嗓子喊她起床，先是喂猪喂鸡，再是烧火做饭，饭后要刷碗、缝补衣裳，下午还要去地里拾柴火、掰玉米。
她本来就个子不高，身子骨单薄，挑水时扁担压得肩膀生疼，晚上躺下，胳膊腿都像散了架。可最熬人的不是干活，是饿。
老太太做饭从来只做自己的份，给义芝的永远是小半碗掺了沙子的杂粮饭，菜就是一块咸菜疙瘩，有时候连咸菜都没有。
义芝还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干重活，这点儿饭根本不够吃，不到半晌就饿得头晕眼花。
有次她蹲在院子里搓衣服，实在撑不住，眼前一黑栽在地上，老太太听见动静跑出来，不仅没扶她，还骂：“懒骨头！这点活就装死，俺看你是不想好好过日子！”
日子久了，邻居王大妈看不过去了。
王大妈家就住在隔壁，每天都能看见义芝天不亮就忙活，中午蹲在灶台边啃干硬的窝头。
有天下午，王大妈趁老太太不在家，偷偷塞给义芝半个白面馒头，压低声音说：“闺女，你婆婆也太狠了，你这样下去迟早要垮，是要丢命的。”
义芝咬着馒头，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是她来山东这么久，第一次吃到白面。
王大妈叹了口气，又说：“守启走的时候没给你留点儿钱吗？”
义芝摇摇头，茫然失措的眼里全是绝望。
王大妈给她出主意，“以后每次她让你去买菜，你就多问几家，找便宜的买，省下几分钱藏起来。攒够了路费，你就回东北，总比在这儿受气强。”
义芝愣了愣，她还没想过要跑，可看着王大妈真诚的眼神，她点了点头。她想回家，想娘做的玉米粥，想盘山城里熟悉的风和洁白的雪。
从那天起，义芝就开始偷偷攒钱。老太太每次给她二毛钱买菜，她都要在集市上转半天，土豆挑小的，萝卜选带泥的，因为便宜。
每次省下两三分，她就用布包好，藏在鞋底的夹层里，或者炕席的缝隙里。
有次老太太怀疑她藏钱，翻她的包袱，幸好她藏得隐蔽，才没被发现。
攒钱的日子过得慢，也过得提心吊胆。三年，整整三年后，义芝数了数藏起来的钱，一共五块七毛，够买回东北的路费了。
她没敢声张，前一天晚上，趁着老太太睡熟，她把几件换洗衣物叠好，塞进一个小布包，又把钱紧紧攥在手里，藏在衣襟里。
第二天天没亮，老太太像往常一样喊她起床挑水。义芝应了一声，背着布包走出屋，假装去井边，却绕到了村口。她早就问过王大妈，村口每天清晨有去县城的驴车，五分钱一位。坐上驴车时，她回头望了一眼那个土坯院，心里又怕又松了口气。怕被老太太追回来，松的是终于能离开了。
驴车颠颠晃晃走了两个小时，到了县城的码头。买完船票，手里就剩两块钱了，她买了两个硬邦邦的窝头，坐在河边等船进码头。
船来了，她跟着人流往上挤，找了个角落坐下，啃着窝头，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她不知道回东北后能去哪里，也不知道爹会不会怪她，可她不想再回山东那个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