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活刚刚步入正轨，像一架调试好的机器，按照三班倒的节奏平稳运行着。吴普同逐渐熟悉了生产二科的每条流水线，制粒机的轰鸣不再刺耳，反而成了他判断设备运行状态的背景音。他与沉默的李师傅也建立起一种默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往往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中班依旧是他最喜欢的班次，那份下班后属于自己的、可以期待与马雪艳见面的短暂自由，是枯燥车间生活里最甜美的调剂。
然而，这种刚刚建立的、带着烟火气的平静，却被一些悄然出现的变化打破了。起初，这些变化是细微的，并不引人注目。
最先察觉到异样的是在厂区公共区域。一个周三的早班，吴普同像往常一样，在进入轰鸣的车间前，提着暖水瓶去水房打水。走到门口，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比平时车间里的机油和饲料混合味要浓烈得多。他看见墙角多了一个崭新的浅蓝色塑料大盆，里面盛着大半盆深褐色的液体，气味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盆边贴着一张A4纸，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消毒液，进入车间前请自觉洗手消毒！”墨迹似乎还没完全干透。
“搞什么名堂？这味儿冲的！”走在他前面的老工人赵师傅，皱着眉头，用粗壮的手指捏住鼻子，嫌弃地瞥了一眼那个盆，侧着身子直接绕了过去，嘴里嘟囔着，“净整这些没用的形式主义！”
吴普同犹豫了一下，还是按照提示，象征性地把手伸进微凉的液体里蘸了蘸，一股滑腻的感觉停留在皮肤上，气味更加浓烈了。他甩了甩手，心里泛起一丝疑惑：厂里以前虽然也讲卫生，但从未如此大张旗鼓。
这仅仅是个开始。随后的几天，变化接踵而至，频率和力度都在悄然加大。
厂里唯一的保洁员老周，那个平时总是慢悠悠扫着落叶的瘦小老头，忽然变得异常忙碌。他的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后斗里，不再只是扫帚和簸箕，而是多了一个半人高的白色塑料喷雾桶。每天早中晚，都能看到他穿着略显肥大的旧工装，背着沉重的喷雾器，略显吃力地出现在办公楼走廊、宿舍楼的楼梯间，甚至是厂区中央那片光秃秃的水泥空地上。“嗤嗤”的喷雾声取代了往日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浓烈而独特的消毒水气味——一种混合了氯气的刺鼻和某种廉价香料试图掩盖却失败的怪异味道——开始顽固地附着在厂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强势地压过了车间里熟悉的谷物烘焙香和豆粕醇厚气。工人们路过正在消毒的区域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加快脚步，或者用手在鼻前用力扇动，脸上带着明显的不适表情。
“老周，你这是要把厂子腌入味啊？”有相熟的工人开着玩笑。
老周停下动作，擦了把汗，表情却没什么笑意：“上头吩咐的，说是防病，有啥办法。”
紧接着，一份加盖了厂办红印章的正式通知贴在了宿舍楼门口和食堂最显眼的公告栏上。通知用的是加粗的红色字体，措辞严肃：“即日起，所有住宿员工，无特殊及紧急情况，严禁私自离开厂区。确有需要者，必须提前向所在部门主管书面请假，经批准并在门卫处登记后方可外出。违者按厂规严肃处理！”
通知前围了不少刚下班的工人，议论纷纷。
“这啥意思？圈起来了？不让出去了？”钳工赵师傅的大嗓门在人群中格外突出，他敲着饭碗，一脸不满，“我闺女还在城里上中学呢！周末我还想去看看她！这也不让？”
“老赵，你没看新闻啊？说是南方闹什么肺炎，传染！”旁边有人接话，语气带着不确定的猜测，“估计是怕咱们从外面带回来病菌吧？”
“扯淡！咱们这北方，离南边十万八千里呢！”赵师傅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但眼神里也掠过一丝疑虑。
吴普同看着那张红头通知，心里沉了一下。他想起了前几天和马雪艳通电话时，她似乎也随口提过一句，她们乳品厂门口也开始有人拿着个像手枪一样的东西对着进出的员工额头比划（测体温）了。当时他没太在意，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真正让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在工人间弥漫开来的，是口罩的发放。那天下午，离中班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吴普同正在休息室里看交接班记录，班长陈师傅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纸板箱走了进来，脸上是少有的、几乎不见笑容的严肃。
“都停一下手里的活儿，过来领东西！”陈师傅把箱子“咚”地一声放在中间的旧木桌上，声音比平时低沉了几分。
休息室里当班的五六个人都围了过去。箱子里是摞得整整齐齐的白色纱布口罩，看起来很普通，是那种最老式的、用多层纱布缝制的。
“厂里统一发的，每人每天两个。”陈师傅拿起一叠口罩，开始分发，“都听好了！从今天起，只要在厂区内，上班、下班、去食堂、回宿舍，只要是公共区域，都给我把口罩戴好了！这是死命令！”
一个叫小王的年轻操作工，性子活络，拿起一个口罩在手里捏了捏，又扯了扯两边的白色系带，嬉皮笑脸地说：“陈头，没这么夸张吧？这玩意儿戴着多憋得慌啊，喘气都不顺溜！再说，咱们这车间里粉尘够大了，再加一层这个，不得闷死？”
“少在这儿贫嘴！”陈师傅眼睛一瞪，语气严厉起来，“让你戴你就戴！这是为你们自己好！现在外面有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毛病，传染性不低，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小心点没坏处！”
“非典型肺炎？”小王重复着这个拗口又陌生的名词，和其他人一样，脸上写满了困惑和一丝被这严肃气氛勾起的、不易察觉的慌乱。“啥是非典型啊？跟普通的肺炎不一样？”
陈师傅似乎也被问住了，他皱了皱眉，显然也了解不多，只是含糊地说：“反正就是厉害的传染病，电视上都报了！都按厂里要求做，准没错！”
吴普同默默领到了自己的那份口罩。柔软的纱布握在手里，轻飘飘的，却仿佛带着某种沉甸甸的、未知的分量。他学着旁边老师傅的样子，将口罩展开，把两根白色的系带套在耳朵上。一股棉布本身的味道混合着轻微的、出厂前消毒留下的气息冲入鼻腔，呼吸确实立刻感到了一些阻力，不那么顺畅了。他调整了一下鼻梁处不太服帖的纱布，抬眼看向休息室里其他人。有人像他一样，默默地戴上了，白色的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神在布料的遮掩下，显得有些闪烁和疏离；有人把口罩随意地塞进了工装的上衣口袋，鼓囊囊的一块；还有人像小王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着，脸上挂着不以为然的表情。但这小小的白色物件，却像一道无形的屏障，瞬间改变了休息室里原本略显散漫的气氛。
食堂也迅速出台了新规。墙壁上贴出了新的就餐时间表，各个部门被严格划分了用餐时间段，实行错峰就餐。打饭的窗口前，地上用黄色胶带贴出了一米间隔线，戴着白帽子的食堂工作人员不停地吆喝：“保持距离！后面的别挤！都站在线后面！”原本喧闹拥挤、充满工友间插科打诨和碗筷碰撞声的食堂，忽然变得有些“秩序井然”，甚至带着点刻意维持的疏离感。大家端着铝制饭盆，默默地沿着黄线排队，打好饭后，也多是找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埋头快速吃饭，彼此间的交谈声少了很多。那种曾经弥漫在食堂里的、属于集体生活的粗犷热络气氛，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无形的紧张和隔膜稀释、冲淡了。
吴普同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越来越浓的紧张。它不像深州那次是个人前途的清晰抉择，而是一种弥漫性的、关乎健康甚至生命的、模糊不清却又无处不在的威胁。它藏在老周喷雾器的“嗤嗤”声里，藏在口罩闷热的触感里，藏在食堂地上那一道道刺眼的黄线里，也藏在工友们闪烁不定、欲言又止的眼神里。
晚上回到宿舍，他打开那台属于宿舍公用的、画面时常飘着雪花的旧电视机。地方新闻里，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开始增多，虽然措辞依旧谨慎，反复强调“可防可控”、“形势稳定”，提醒市民“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但新闻画面里，偶尔闪过的医院门诊场景，以及几个穿着厚重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医护人员匆忙走过的镜头，还是在他心里投下了清晰的、不容忽视的阴影。那些全副武装的身影，与厂里发放的薄薄纱布口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无声地诉说着情况的严峻。
他越来越频繁地想起马雪艳。高阳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乳品厂的管理也这么严格吗？她们发的口罩够用吗？她有没有听话，好好戴着？那个总爱在休息日去县城小逛的她，现在还能出去吗？
一个中班下班后的深夜，宿舍里鼾声四起，空气中混杂着汗味、脚臭味和隐约的消毒水味。吴普同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车间里机器的余音仿佛还在耳中嗡嗡作响，混合着白天听到的关于“非典”的只言片语，让他心神不宁，睡意全无。他索性轻轻起身，披上外套，蹑手蹑脚地走出宿舍，来到楼道尽头的Ic卡电话旁。清冷的月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这个时间，马雪艳肯定已经睡了，但他还是忍不住想打过去，哪怕只是听听她的声音，或者，只是确认一下她那边是平静的，仿佛这样就能驱散自己心头的不安。
插卡，拨号。听筒里传来“嘟——嘟——”的长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响了七八声，无人接听。他有些失望地挂断电话，心里空落落的，但转念一想，又有些庆幸——庆幸她没有像自己一样，在深夜里被这种莫名的焦虑和不安困扰。
第二天下午，趁着中班上班前那段短暂的自由时间，他再次来到电话旁，拨通了马雪艳宿舍的电话。这次，电话很快就被接起了。
“喂？”是马雪艳熟悉的声音，带着她特有的轻柔，但似乎比平时少了几分活力。
“雪艳，是我。”听到她的声音，吴普同一直悬着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你那边怎么样？一切都还好吗？”
“我们厂里也管得好严啊，”马雪艳立刻开始倾诉，语气里带着点抱怨和无奈，“现在进出厂门都要登记，还要量体温，门口坐着个大爷，拿个‘体温枪’对着你脑门，嘀一下。车间里更是天天消毒，那味道可冲了，比咱们学校的化学实验室还难闻。也发了口罩，跟你说的差不多，纱布的，要求只要在厂里就得一直戴着，闷得人脸都痒痒。”
“戴上好，戴上好，安全第一。”吴普同赶紧强调，像是在对她说，也像是在对自己反复确认，“你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少去人多的地方，县城里也尽量别去逛了。吃饭前、下班后，一定记得多用肥皂洗手，多洗几遍。”
“知道啦，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啰啰嗦嗦的。”马雪艳在电话那头轻笑了一声，但语气里并没有真正的不耐烦，反而透着一丝被人在乎、被人牵挂的暖意，“你们那边呢？也这么紧张吗？”
“也差不多。”吴普同把厂里消毒、限制外出、发口罩、食堂错峰这些情况都简单说了说，“就是不让随便出厂了，感觉有点闷得慌，想去看你都不行。”
“嗯……我也想你。”马雪艳的声音明显低落下去，带着浓浓的失落感，“那我们暂时是不是都见不了面了？”
“估计……是吧。”吴普同心里也跟着发堵，仿佛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别担心，等这阵风头过去就好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让我担心。”
“你也是。”马雪艳轻声回应，语气里充满了关切，“在车间里，机器轰隆隆的，粉尘又多，你自己也多注意，口罩尽量戴好。”
挂了电话，吴普同握着尚有余温的话筒，在电话亭狭小的空间里又站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的忙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混合着彼此刚才充满担忧的叮嘱。他知道，这种“风头”恐怕没那么简单，也不会那么快过去。电视上闪烁其词、欲盖弥彰的新闻，厂里层层加码、越来越严格的管控，空气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消毒水味，以及周围人们眼神中那份日益明显的、小心翼翼的警惕和茫然……所有这些细节，都像一块块冰冷的拼图，正在他眼前逐渐拼凑出一个模糊却令人极度不安的庞大轮廓。一种巨大的、无声的紧张，正如同悄无声息涨潮的海水，从电视屏幕里，从一纸纸红头通知上，从每个人谨慎的呼吸和交谈之间，缓缓地、却又无可阻挡地漫溢开来，悄无声息地浸润着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改变着一切的常态。
他抬头看了看窗外，四月的阳光本该是温暖和煦的，此刻照耀在略显空旷的厂区道路上，却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凝重的薄膜，失去了几分真实的温度。山雨欲来，风已满楼。而这栋“楼”，不仅仅是红星饲料厂，也不仅仅是保定或者高阳，而是一种更广阔、更令人无从逃避、深感自身渺小的存在。他的实习生活，他刚刚看到的职业起点，乃至他与马雪艳那近在咫尺却又仿佛远在天边的幸福，似乎都将在这场未知的、来势汹汹的风暴中，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