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带着萧瑟的寒意，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棉花交售后的短暂喘息很快被另一项繁重的农活填满——红薯的收尾。地里的红薯早已刨完，但属于它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这种深埋在泥土里的块茎，是吴普同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底色，是填饱肚子的主力，也是冬日里难得的甜蜜慰藉。
放眼望去，收完红薯的田地显得空旷而疲惫。大部分的红薯，在收获后不久，就被勤劳的农妇们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擦板（一种固定在板凳或木架上的、带有锋利孔洞的金属片）——擦成了薄片。这些乳白色的薯片被直接均匀地撒在刚收割完、还带着茬子的田垄上，接受阳光和寒风的洗礼。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不规则的、带着水汽的薄毯。日复一日，薯片在风霜露水中慢慢失去水分，蜷缩、变硬，最终成为易于储存、颜色转为灰白的红薯干。这些干硬的薯片，后期会被收拢起来，送到村里的磨坊，磨成粗糙的红薯面。这红薯面，就是吴普同一家未来大半年，乃至青黄不接时的主要口粮，最终会变成锅里黏稠的红薯稀饭、笼屉上深褐色的红薯面窝窝头，成为餐桌上最熟悉也最无奈的味道。
但并非所有的红薯都走上了变成干片、磨成粉面的单一道路。在吴家的地头，还堆着小山似的一堆红薯。这些红薯，一部分是特意挑选出来的个头匀称、表皮光滑、没有伤疤的，准备储存起来，留待冬天直接煮着吃或烤着吃，那是比窝窝头更令人期待的美味。更大的一部分，则肩负着更精细的使命——它们将被加工成红薯粉。
加工红薯粉，是一项需要集中劳力的“大工程”，通常在村里的粉坊进行。那是一个简陋的棚屋，里面固定着加工红薯粉的核心设备。这天一大早，吴建军就拉着满满一板车的红薯，带着吴普同来到了粉坊。棚屋里已经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混合着泥土和淀粉的独特气味，人声、水声、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粉坊的核心，是那两个巨大的、用粗糙水泥抹成的长方形池子，像两个并排躺着的巨兽。一个池子里注满了浑浊的清水，那是洗红薯的池子。吴建军和其他几个汉子，正挽着裤腿，赤脚站在冰冷的水里，用粗糙的双手用力搓洗着沾满泥土的红薯。冰凉的池水冻得他们脚趾发红，但动作却麻利有力。洗净的红薯被扔进旁边一个巨大的柳条筐里沥水。
洗净的红薯，被倒进一个发出“嗡嗡”轰鸣声的铁家伙里——那是一台老旧的电动磨粉机。机器的入口像个张开的大嘴，一个男人负责把红薯不断地喂进去。随着机器的震动和轰鸣，红薯被无情地粉碎、研磨，从另一端的出口，喷涌出乳白色的、带着泡沫的红薯浆液，汩汩地流进旁边另一个更大的水泥池子里。空气中弥漫着生红薯被碾碎后散发的清甜又略带生涩的气息。
这个盛满红薯浆液的池子，才是真正见证“粉”之诞生的地方。池子上方，用粗木棍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架子上，撑开着一块巨大的、厚实的粗棉布，四角牢牢地固定在架子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悬空的过滤布兜。吴普同的任务，就是跟着母亲李秀云，参与到这关键的过滤环节。
一个男人用长柄的木勺，将池子里浓稠的红薯浆舀起来，费力地泼到那巨大的粗棉布上。白色的浆液在布面上迅速摊开、渗透。李秀云站在架子旁的高凳上，手里拿着一根光滑的木棍（有时就是一根结实的擀面杖），开始用力地在布面上搅动、按压、刮蹭。她的动作需要技巧和力气，既要让浆液尽可能快、尽可能均匀地透过布眼滤下去，又要防止布兜被沉重的浆液压垮或堵塞。
“同同，看着点桶！”母亲的声音在机器的轰鸣中显得有些模糊。
吴普同立刻紧张地跑到布兜下方。那里放着一个大号的洋铁桶（镀锌铁皮桶）。滤下来的液体，起初是浑浊的白色，像稀释的牛奶，哗啦啦地流进桶里。随着母亲在上面不断地搅动、挤压，流下来的液体渐渐变得清澈了一些，但依然带着浓稠感。
一勺勺的浆液不断泼上来，母亲在布兜上不停地搅动挤压。很快，布兜里就积累起厚厚一层无法滤下去的深褐色渣滓（红薯渣，晒干了是很好的猪饲料）。这时就需要把布兜取下来清理。几个大人合力，将沉甸甸、湿漉漉的粗棉布连同里面的渣滓一起抬下来，把渣滓倒进旁边的筐里，再将粗棉布拿到洗红薯的池子里大致冲洗一下，重新挂上架子，开始下一轮的过滤。
而滤到桶里的浆液，并不会直接倒回池子。吴普同看到父亲吴建军，吃力地提起那装满滤液的沉重洋铁桶，将其中的液体又缓缓倒回盛放红薯浆液的大水泥池中！这就是反复过滤的过程。滤液倒回去，和池子里剩余的浆液混合，然后再舀起来泼到布兜上过滤……如此循环往复，一次又一次。
吴普同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来回折腾。母亲在间隙中告诉他：“得多滤几遍，把里面的细渣子都滤干净，粉才白，才细发（细腻）！”
就这样，在机器的轰鸣、人力的搅动、液体的循环流淌中，时间一点点过去。池子里的红薯浆液在反复过滤中，体积似乎减少了一些，颜色也似乎变得更加乳白纯净。终于，大人们觉得过滤得差不多了。他们停止了添加新的浆液，也停止了循环过滤。池子里剩下的，就是相对纯净的红薯淀粉浆液。
接下来是静置。粉坊里喧闹的机器声和人声渐渐平息下来。大家需要等待。吴普同跟着父母回家吃饭、休息。半天之后，当他们再次回到粉坊时，池子里的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池水变得异常清澈，像井水一样透明。而在池底，沉淀了厚厚一层细腻、湿润的灰白色物质！像凝固的、柔软的石膏，又像巨大的、沉静的白色奶酪。这就是红薯淀粉坨。它安静地躺在清澈的水层之下，宣告着之前所有辛苦劳作的成果。
各家开始“起粉”。吴建军下到池子里（池水已事先被舀掉大部分），用铁锹小心地将那大块的、颤巍巍的灰白色淀粉坨铲起来，装进带来的大盆或口袋里。它质地细腻，却异常沉重。
带着这沉甸甸的收获回到家，工作还没结束。这湿漉漉的淀粉坨需要弄成小块，摊在干净的席子或簸箩里，放在院子里通风向阳的地方晾晒。吴普同帮着母亲，用手小心地将大块的淀粉坨掰成更小的块，或者用刀切成片。晒干后的淀粉块变得坚硬、洁白，轻轻一捏就碎成粉末。这就是最终的红薯粉面，细腻如雪，带着淡淡的红薯清香。
母亲李秀云小心地将这些洁白的粉面收进瓦罐或布袋里，藏好，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笑容：“留着过年灌肠用。” 吴普同知道，这白花花的粉面，是制作过年时那美味香肠（灌肠）的关键原料，是清贫日子里对年节最殷切的期盼之一。
而那些预留出来、准备储存鲜食的红薯，则需要一个安全的“冬眠”场所——地窖。挖地窖，是入冬前另一项重要的家庭工程，通常选在自家临街的院墙外边，方便出入，也避免占用宝贵的院内空间（有时也在院内角落）。吴普同虽然年纪小，但挖地窖这活儿，他却是家里的“老帮手”了，因为父亲说旧地窖储存的红薯容易烂，每年几乎都要挖新的。
选好位置（通常是土质紧实、地势稍高不易积水的地方），吴建军用铁锹在地面上画出大约一米左右的圆圈。开挖！父亲是主力，他挥舞着沉重的铁锹和洋镐，将一锹锹、一镐镐的泥土挖出来。吴普同的任务是“清土”。他用一个小号的铁锹，或者直接用手，把父亲挖松的泥土扒拉到一边，堆成一个小土堆。泥土的气息，潮湿而带着凉意，扑面而来。
洞口越来越深，很快就超过了吴普同的身高。父亲跳进坑里继续挖，吴普同就趴在洞口，探着小脑袋往下看。坑里光线昏暗，只有洞口透下的天光，映照着父亲在尘土中奋力挥动工具的身影，只能看到他沾满泥土的脊背和不断扬起的铁锹。泥土被不断地抛上来，落在洞口周围。
当竖直向下的坑挖到大约两米多深，接近三米时，父亲开始在坑壁的一侧（通常是背风向阳的一侧）挖掘横向的侧洞。这就是储存红薯的“洞府”。侧洞的大小和形状，完全取决于需要储存红薯的数量和父亲的规划。吴建军会小心翼翼地挖掘，尽量让洞壁光滑，顶部呈拱形，这样更稳固。吴普同趴在洞口，听着下面传来沉闷的挖掘声和父亲粗重的喘息，看着一筐筐泥土被父亲用绳子拴着，由母亲或者他自己费劲地拉上来倒掉。
侧洞挖好后，还需要在洞底和洞壁铺上一层干燥的麦秸或稻草，作为保温防潮的“褥子”。最后一步，是将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红薯，小心地、一层层地码放进侧洞里。码放也有讲究，不能太挤，要留有缝隙透气，防止闷热腐烂。
当地窖装满红薯，洞口会用厚重的木板（有时是废弃的门板）盖住，木板上再压上厚厚的泥土、秸秆甚至破棉被，只留一个很小的通气孔。这样，一个简易却有效的天然“冰箱”就建成了。它能抵御外面凛冽的寒风，保持地窖内部相对恒定的温度和湿度，让红薯在里面安然度过漫长的寒冬，直到来年春天，甚至更久。每次需要取红薯时，就掀开盖板，吴建军会顺着梯子下去，或者用绑着钩子的长杆把红薯勾上来。
当最后一块泥土盖好，吴建军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看着那个不起眼的、被覆盖好的地窖口，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有了这些窖藏的红薯，有了那些晒干的红薯片和磨好的红薯粉面，还有那罐珍贵的红薯粉面，一家人心里仿佛就多了一份对抗寒冬的底气。红薯，这种其貌不扬的块茎，就这样完成了它从泥土中来，经过无数道辛劳的手工，最终又回归储存（鲜薯）或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粉面、干片）以维系生命的轮回。吴普同看着父亲沾满泥巴的裤腿和手上磨出的水泡，看着母亲小心藏起粉面的动作，再望望那个新挖的地窖口，小小的心灵里，对“粮食”二字的分量，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带着泥土和汗水气息的理解。这理解，无关书本，却深刻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