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巡抚衙门的书房里，李卫盯着桌上的盐税账本，手指在“三十万两”这个数字上敲了敲。
“每年盐税才三十万两？”李卫转头问幕僚徐乾学，“江苏的盐产量跟浙江差不多，盐税却有一百万两，这里面的‘差额’去哪了？”
徐乾学推了推眼镜：“大人，浙江的问题比云南还复杂。盐商分‘场商’和‘运商’，场商从灶户手里收盐，运商负责运到各地卖，中间层层加价，还有人偷偷卖私盐。官府收的税，只按‘官定价格’算，根本管不住‘中间利润’。”
李卫拿起算盘，噼啪打了起来：“我算过了，浙江每年产盐三千万斤，官盐定价每斤五文，私盐卖四文。要是能把私盐都变成官盐，再把中间的‘加价空间’收归官府，盐税至少能翻五倍。”
“可怎么收？”徐乾学疑惑道，“场商和运商都是几十年的老关系，动他们就像动浙江的根基。”
“用‘资本垄断’。”李卫放下算盘，起身走到书架前，拿出一本《盐法考》，“我想了个‘帑盐制’——官府拿出银子，直接从灶户手里收购余盐，然后让运商按官府的价格分销。这样一来，官府就成了‘最大的场商’，垄断了‘货源’。”
徐乾学眼睛一亮：“这招高！可官府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啊。”
“银子？”李卫笑了，“咱有‘罚没款’。上个月查抄了李维钧的家产，有三十万两，正好用来当‘本金’。这就像咱开盐铺时，用赚来的钱扩大规模，本金越多，利润越高。”
第二天，李卫召集浙江的盐商开会。最大的运商王启年站起来反对：“李大人，您这帑盐制，是断我们的活路啊！我们运盐的成本比官府高，怎么跟您竞争？”
李卫坐在主位上，手里把玩着扳指：“王老板，你别急着反对，先算笔账。你现在从场商手里收盐，每斤三文，运到苏州卖六文，除去运费和‘规礼银’，每斤赚一文。要是按我的帑盐制，官府给你每斤盐两文，你运到苏州卖七文，每斤赚四文——利润翻了四倍，你还觉得亏？”
王启年愣住了，其他盐商也窃窃私语起来。
李卫接着说：“而且，官府会派武弁帮你们护送盐队，打击私盐——这就像给你们的‘货物’买了保险。你们只要按官府的价格卖，赚的钱比以前还多，何乐而不为？”
盐商们一听，都动心了。可散会后，王启年却偷偷找到李卫，塞给他一张五千两的银票：“李大人，您这帑盐制好是好，可我想多要两个分销点。您放心，以后每个月，我都给您‘分红’。”
李卫把银票推了回去，脸上带着笑：“王老板，你这就不懂了。我推行帑盐制，不是为了这点‘小钱’，是为了‘长期收益’。你把分销点做好，盐税上去了，我这个巡抚的位置坐得稳，以后你想扩大生意，我还能帮你打招呼——这比你每月给我五千两，划算多了。”
王启年恍然大悟，连忙点头：“李大人英明！”
接下来的半年，李卫忙着推行帑盐制。他让人在每个盐场设“收盐局”，直接给灶户发银票，避免场商克扣；又让武弁沿着运盐的河道巡逻，抓了十几个卖私盐的团伙。
到了年底，徐乾学拿着新账本跑进书房，声音都在发抖：“大人！盐税……盐税到两百万两了！”
李卫接过账本，看着上面的数字，心里却在盘算另一笔账——这两百万两里，有五十万两要上交国库，三十万两用于修筑海塘，剩下的一百二十万两，一部分给盐商发了奖金，一部分补充了官员的养廉银，还有十万两，被他以“买米平粜”的名义，存在了自己亲信的粮铺里。
“徐先生，你说这养廉银，是不是很有意思？”李卫突然问道，“我这巡抚每年的正俸才一百五十五两，可养廉银有一万两——这就像咱做盐生意时的‘溢价收入’，官做得越大，‘溢价’越高。”
徐乾学点点头：“可大人，这十万两存粮铺，要是被人查出来……”
“查出来？”李卫笑了，“我这是为了‘稳定物价’。明年要是闹饥荒，我把米拿出来卖，既赚了钱，还落个‘爱民如子’的名声——这叫‘公益与盈利结合’，比单纯的贪腐高明多了。”
窗外，钱塘江的潮水声隐约传来。李卫望着远处的盐场，知道自己的“帑盐制”已经成功——但他也清楚，这只是开始，浙江还有更多“搞钱”的机会，比如那片没人敢开发的玉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