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铁料的问题，武松刚想歇口气，就接到了学堂先生刘先生的辞行——刘先生要去东京的国子监当助教，明天就走。
刘先生是武松特意从济州请来的先生，学问好，对学生也有耐心，学堂里的孩子都很喜欢他。他一走，学堂的师资就成了问题。
“刘先生，怎么突然要走？”武松连忙挽留，“是咱们梁山的学堂待你不好？还是俸禄不够？”
刘先生叹了口气：“武头领，您别多心。梁山的学堂很好，俸禄也够。只是国子监的助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想为孩子们多学点东西，以后回来教他们。”
武松明白，刘先生是为了孩子们好。他不再挽留，只是说：“刘先生，不管你去多久，梁山的学堂永远欢迎你。你走之前，能不能帮我推荐个先生？”
“我倒是有个朋友，姓陈，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刘先生说，“他以前在济州的书院教书，因为看不惯书院院长贪赃枉法，就辞了职。要是您能请他来，肯定能教好孩子们。”
武松连忙点头：“太好了！刘先生，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陈先生，俸禄方面，咱们可以商量。”
刘先生答应了，第二天就离开了梁山。没过几天，陈先生就来了。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儒衫，手里拿着几本书，看起来很斯文。
武松把他请进宝珠寺，倒上茶：“陈先生，欢迎你来梁山。咱们学堂的俸禄，每月是二十两银子，管吃管住，你看怎么样？”
陈先生笑了笑：“武头领，俸禄不用这么多，十五两就够了。我来梁山，不是为了钱，是听说您为了百姓建学堂，很敬佩您。”
武松很高兴，连忙让人把陈先生带到学堂的住处。本以为师资问题解决了，没想到没过几天，又出了新问题——学堂的资金不够了。
戴宗拿着账本跑来找他：“武头领，您看这月的账——学堂买课本、笔墨花了五十两，给刘先生和陈先生发俸禄花了三十五两，还有孩子们的午饭钱二十两，一共花了一百零五两。但咱们学堂的学费，这个月只收了六十两，还差四十五两！”
武松皱了皱眉：“怎么差这么多？不是说每个学生每年收五两银子吗？”
“是收五两，但有十几个孩子是贫困户的，您说免他们的学费。”戴宗说，“还有几个孩子家里实在困难，只交了一半学费。这样一来，学费就收得少了。”
武松沉默了。他想起那些贫困户的孩子，每天背着破旧的书包来学堂，眼睛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他怎么忍心让他们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退学？
“学费不能涨，贫困户的孩子，学费还是免。”武松说，“资金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想了想，想起驿站的生意不错，每月能赚一千五百两，不如从驿站的利润里拿出一部分补贴学堂。但他又犹豫了——驿站的利润还要用来补朝廷俸禄的窟窿，还要给兄弟们发福利，要是再补贴学堂，驿站的资金也会紧张。
“有了！”武松突然眼前一亮，“咱们可以让学堂的孩子们帮驿站做点事——比如帮商队写书信、记账，商队给点‘辛苦费’。这样既能让孩子们实践，又能赚点银子，补贴学堂。”
戴宗眼睛一亮：“好主意！商队里很多人不识字，每次写信、记账都要找先生，要是孩子们能帮忙，他们肯定愿意给‘辛苦费’！”
说干就干。武松让陈先生挑选了十几个识字多的孩子，每天下午去驿站帮忙。商队的头领们见孩子们很认真，写的字也工整，都很高兴，每次都会给孩子们几文钱的“辛苦费”。
第一天下来，孩子们就赚了五十文钱。一个叫小石头的孩子，拿着钱跑到武松面前，兴奋地说：“武爷爷！我赚了五文钱！可以给学堂买笔墨了！”
武松摸了摸小石头的头，心里很暖。他知道，这点钱虽然不多，但也是孩子们的心意，也是学堂资金的一点补充。
但这还不够。武松又想了个办法——让学堂开个“字画铺”，让陈先生和孩子们写字画，卖给商队的头领。商队的头领们走南闯北，喜欢收集些字画当纪念，要是能买到梁山学堂的字画，肯定愿意花钱。
陈先生的字写得很好，孩子们的画也很有童趣。字画铺一开，就有不少商队头领来买——陈先生的一幅字卖五两银子，孩子们的一幅画卖一两银子。第一个月，字画铺就赚了三十两银子。
戴宗拿着账本跑过来，笑得合不拢嘴：“武头领，您太厉害了！学堂的资金不仅够了，还多了十五两！”
武松看着学堂里孩子们认真写字的身影，看着陈先生欣慰的笑容，心里很踏实。他知道，学堂的危机解决了，但这只是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困难，但只要肯动脑筋，只要心里装着孩子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天晚上，武松坐在宝珠寺的院子里，喝着酒，看着天上的月亮。他想起自己这辈子的经历——从一个逃犯，到都头，到二龙山的头领，再到梁山的核心头领；从靠拳头搞钱，到靠脑子搞钱；从为自己搞钱，到为兄弟、为百姓搞钱。
他摸了摸怀里的小本子，那是他的“最后账本”。他翻开本子，在后面加了一句话：“搞钱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过得好，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过得好——让兄弟们有饭吃，让孩子们有书读，让百姓们不受欺负。这，才是最值钱的财富。”
写完，他合上本子，举起酒壶，对着月亮喝了一口。酒很烈，但心里很暖。他知道，梁山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兄弟们一条心，只要他还在，就会一直走下去，一直为了身边的人，搞钱，搞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