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深秋的北京，砖塔胡同的黄土路被北风卷着沙尘，扑得人睁不开眼。钱紧攥着块粗布手帕，死死捂住怀里的油纸包——里头是刚结算的10块大洋，边缘磨得发亮，带着钱庄柜台的凉意。他蹲在胡同中段的老槐树下，看着斜对门那扇黑漆大门被推开，教育部的差役提着个蓝布薪资袋，弯腰递到穿藏青色长衫的男人手里。
那男人是周树人，钱紧搬来胡同三个月，只知道他在教育部当差，街坊们都喊他“周先生”。此刻周树人正低头道谢，长衫下摆被风掀起个角，露出里面浆洗得发白的衬裤。可等差役走了，他指尖捏着薪资袋掂了掂，转身时嘴角噙着的笑，让钱紧心里头“咯噔”一下——那袋子沉得很，绝不是自己这10块大洋能比的。
“周先生！”钱紧蹭地站起身，帕子还攥在手里，“您这月工钱到了？”
周树人抬头看见他，把薪资袋往袖筒里塞了塞，脚步没停：“是，刚送来。”
“多少？”钱紧追上去，声音压得低，却藏不住好奇。他这10块大洋是跑了半个月腿，给前门外的绸缎庄送了三十趟货挣的，刚够买五百斤糙米，够家里五口人嚼两个月。可周树人每天揣着本书去教育部，天黑就回来，不用扛货不用挨冻，凭啥拿高工钱？
周树人在自家门阶上站定，回头看他。男人眉眼清瘦，颧骨略高，眼神却亮得像淬了光：“三百块。”
钱紧手里的帕子“啪嗒”掉在地上。三百块？够买一万五千斤米，够在胡同口租个小铺面开杂货铺，够他老婆买十身绫罗绸缎——他张着嘴，半天没合上，直到周树人弯腰帮他捡起帕子，才讷讷道：“您这活儿……是金子堆的？”
周树人笑了，把帕子递给他时，指腹蹭过帕子上磨出的破洞：“不是活儿金贵，是读书读出来的。我在南京矿路学堂念了三年，又去日本仙台医专读了四年，回来考教育部时，上千人里只录了十一个。”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钱紧冻得发红的耳朵，“你送货虽累，可遇着雨天雪天，就断了进项。我这差事虽稳，可也得熬资历，不是一蹴而就的。”
钱紧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看着周树人推门进屋，黑漆大门“吱呀”一声合上，把砖塔胡同的风沙挡在了外头。那天夜里，钱紧躺在冰凉的土炕上，听着老婆在旁边抱怨“孩子的棉袄还没棉花”，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周树人袖筒里的薪资袋，想起男人说的“读书熬资历”，心里头第一次冒出来个念头：凭力气挣的钱，太轻了。
转年开春，钱紧果然遭了难。三月里连下了十天雨，绸缎庄停了送货，他没了收入，只能揣着仅有的两块大洋去当铺，把老婆的银镯子当了五块钱。可刚出当铺门，就看见周树人撑着油纸伞，从胡同口的邮差手里接过个信封，厚厚的，看着像装着汇款单。
“周先生，这是……”钱紧凑过去，雨水打湿了他的粗布褂子。
周树人把信封塞进怀里，伞往他那边斜了斜：“给《新青年》写的稿子，寄来的稿费。”
“多少？”
“千字两块，这篇五千字，十块。”
钱紧的嘴又合不上了。十块？抵得上他送半个月货！他跟着周树人往家走，雨水溅在裤脚上，却没心思擦：“写稿子这么挣钱？我也认识几个字，能不能写？”
周树人停在门边，伞沿的雨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小水花：“不是写字就挣钱，是写有用的字才挣钱。我写的是《狂人日记》，说的是这人世间的病，读者愿意看，刊物才愿意给稿费。你要是为了挣钱硬写，凑字数、说空话，编辑不会要的。”
钱紧没听进去“有用的字”，只记着“千字两块”。当天晚上，他就着油灯，翻出儿子念私塾的《论语》，抄了段“学而时习之”，又瞎编了几句“读书救国”的话，凑够一千字，寄给了《新青年》。可等了一个月，只等来封退稿信，薄薄一张纸，上面写着：“文字空泛，无病呻吟，不予采用。”
他捏着退稿信，蹲在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哭。周树人下班回来见了，递给他个热乎的芝麻烧饼：“我就知道你会试。你看这烧饼，得有面有芝麻有火烤，才能香。写稿子也一样，得有观察有想法有真心，才能成。”他蹲下来，指着退稿信上的批语，“‘无病呻吟’，就是你没见过真的‘病’，光跟着别人说空话。你每天送货，见着那么多掌柜、伙计、路人，他们的日子里就没故事？”
钱紧嚼着烧饼，眼泪掉在饼上。他想起绸缎庄的王掌柜，为了躲债半夜跑路；想起胡同口的乞丐，冻饿而死时手里还攥着半块窝头；想起自己当掉的银镯子，老婆夜里偷偷抹眼泪——这些都是故事，可他从来没想过写下来。
那天之后，钱紧不琢磨写稿子了，转而盯上了投机生意。1918年冬天，胡同口的张老板开了家肥皂作坊，说“洋人都用这玩意儿，准能赚大钱”，到处拉人入股。钱紧把这两年攒的200块大洋全投了进去，天天跑去作坊看进度，连送货的活儿都辞了。他总跟作坊里的伙计吹嘘：“等肥皂卖火了，我就开家大铺子，让你们都来当掌柜！”
可没等肥皂上市，就出了岔子。张老板为了省成本，在原料里掺了碱面，做出来的肥皂一碰到水就化，还把试用品的顾客手烧出了泡。那顾客是个洋行职员，当即闹到了官府，官府来查时，张老板早卷着剩下的钱跑了，作坊里只剩堆没用的废料和几个傻眼的股东。钱紧站在空荡荡的作坊里，看着自己投钱买的大缸，缸沿还留着他当初擦得发亮的痕迹，突然蹲在地上，哭得比丢了银镯子时还伤心——那200块，是他起早贪黑跑了三年腿攒下的，是他答应给老婆买新棉袄、给儿子交私塾学费的钱。
他是被周树人搀回家的。那天周树人下班路过作坊，见他蹲在门口哭，就知道出了事。回了家，周树人把自家的收支账拿给他看：红笔写的支出，黑笔写的收入，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每月300块薪资，100块家用，100块存进中国银行，50块买书籍文具，50块备用。“我从不碰投机的生意，”周树人给炉子添了块煤，火光映着他的脸，明明是温和的语气，却让钱紧不敢抬头，“钱要挣得踏实，就像写文章，不能掺假。你看这存款，虽涨得慢，可稳当，就算天塌下来，还有这笔钱撑着。”
钱紧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突然觉得脸发烫。周树人每月存100块，一年就是1200块，而自己投机一次，就亏光了两年的积蓄。他抹了把脸，第一次觉得，周树人的“慢”，比自己的“快”，靠谱多了——可心里那点不甘还在作祟，总觉得是自己运气差，没遇上好生意。
1919年开春，砖塔胡同里传起个新鲜事：周树人要买房了。钱紧是从街坊嘴里听来的，说周先生看中了八道湾胡同的三进四合院，要价3500块大洋。他刚从绸缎庄重新找了送货的活儿，手里攒了50块，听见这数儿，手里的货箱差点掉在地上——3500块！他得送350个月的货，不吃不喝干29年才能挣够！
他跑到周家门口，见周树人正指挥着伙计搬书，怀里还抱着本线装的《昭明文选》，生怕被磕碰着。“周先生，您真要买房？这么多钱，哪儿来的？”钱紧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他实在想不通，同样是过日子，怎么有人就能攒下这么多钱。
周树人擦了擦汗，把书小心放进木箱：“这几年薪资攒了2000，稿费和存款利息凑了1500，刚够。”
“利息？”钱紧愣了，他只知道把钱藏在床板下，从没想过存钱还能生钱，“存钱还能生钱？”
“怎么不能？”周树人笑了，指了指院角的石榴树，“就像这树，你种下去，浇水施肥，它就会结果。我把钱存在中国银行，年息五厘，100块存一年，能拿5块利息。积少成多，也是笔收入。”
钱紧心里头又活络起来。他回去就把那50块大洋存进了钱庄，年息三厘，虽比中国银行少，可也比放在家里强。可等他听说周树人买房不是自住，还要出租时，又糊涂了：“您买了房自己住多好，租给别人多麻烦？万一租客弄坏了家具，还得赔钱。”
周树人没直接回答，只让他搬完书跟着去八道湾看看。那四合院确实气派，三进院落，青砖铺地，东厢房还带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两棵海棠树。周树人指着东厢房：“这两间空着，租给北大学生，每月能收20块租金。我之前在砖塔胡同租房，每月20块，现在用租金抵租金，等于白住院子，划算得很。”
钱紧在心里飞快算账：3500块买的房，每月收20块租金，一年240块，14年多就能回本，之后就是纯赚——这账算得比绸缎庄的掌柜还精！可他还是觉得冒险，拉着周树人的袖子追问：“万一学生不租了咋办？万一房价跌了咋办？”
“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周树人蹲在院里的石榴树下，捡起片刚冒芽的嫩叶，语气平静却透着笃定，“就算学生不租，还能租给商户；就算房价跌，这院子也能住人，总不会亏。不像你之前投的肥皂作坊，一亏就啥都没了。”
钱紧没话说了。他承认周树人说得对，可真要让他拿攒了半辈子的钱买房，他又舍不得——总觉得手里攥着现大洋才踏实。最后还是没勇气买房，只敢把攒的钱存进钱庄，偶尔跟周树人打听“怎么选靠谱的钱庄”。周树人总劝他：“别只看利息，得看钱庄的信誉。就像写稿子，别只看稿费高低，得看刊物是不是正经。”钱紧嘴上应着，心里却想：能多生点利息才是真的。
1923年夏天，钱紧的日子刚有点起色，就遇上了麻烦。他儿子得了急病，郎中说要花20块看西医才能救，可他刚把攒的15块存进钱庄，取不出来——钱庄有规矩，存期不到不能取，取了就没利息。他急得团团转，在胡同里来回踱步，最后实在没辙，只能厚着脸皮去找周树人借钱。
敲开周家门时，却见院里气氛不对。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正站在廊下，脸色铁青，手里攥着个茶碗，指节都白了。周树人背对着他，手里攥着张纸，肩膀绷得笔直。“哥，这房子我也有份，你不能说卖就卖！”周作人的声音带着怒气，茶碗在手里晃得厉害，差点摔在地上。
钱紧吓得不敢进门，转身要走，却被周树人叫住了：“钱紧，有事？”
他吞吞吐吐说了借钱的事，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兄弟俩的脸色。没承想周树人没犹豫，转身就进了屋，从抽屉里拿了20块大洋给他：“先拿去给孩子看病，不急着还。”
后来钱紧才知道，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失和，闹到了要分家的地步，所以要把八道湾的房子卖掉，另买西三条胡同的小院。他心里犯嘀咕：刚买四年的房就卖，不是亏了？可等周树人以4000块的价钱把房子卖掉时，他才惊得下巴都掉了——四年涨了500块！这500块，抵得上他送五个月货的收入。
“这就是房产的好处。”周树人搬去西三条那天，钱紧来帮忙搬书，看着一箱箱整齐的书籍，周树人突然开口，“你看，就算遇到急事要卖，也能赚点差价。要是存着现金，遇到通胀，钱就贬值了——去年能买一百斤米的钱，今年说不定只能买八十斤。”
钱紧拿着那20块大洋，给儿子看好了病，心里对周树人又敬又佩。可他那点投机的心思还是没断，没过多久，就听说城南的布料涨价，说是南方打仗，布料运不过来。他眼睛一亮，觉得机会来了，凑了100块——有借周树人的20块，还有刚结算的工钱——买了批棉布囤着，想等涨价了再卖，赚笔快钱。
他把棉布藏在杂货铺的后院，每天都去翻一翻，盼着布料涨价。可没等涨价，就遇上了暴雨，后院漏雨，棉布受潮发霉，黑一块白一块，根本卖不出去。最后只能低价处理，亏了60块，连周树人的20块都没还清。
他再次蹲在周家门口哭时，周树人递给了他一本刚出版的书，封面印着“呐喊”两个字。“这是我的新书，首印1000册，版税15%。”周树人坐在他旁边的石阶上，声音温和，“你看，一本书卖1块5，我能拿225块，重印一次又能拿200多。这钱挣得慢，可只要书有人看，就一直能拿。”
钱紧翻着书，看见扉页上印着“鲁迅”两个字，不是周树人的名字。“周先生，这是您的笔名？”
“是。”周树人点头，指尖划过扉页上的笔名，“写文章要用笔名，一来保护自己，二来不同的笔名能尝试不同风格。就像你送货，换条路线可能更快，可不能偏离正道——要是为了快，走那种偏僻小路，说不定会遇上劫匪。”
那天晚上，钱紧把《呐喊》带回家，就着油灯读。读到《孔乙己》里“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囤棉布亏掉的60块——孔乙己知道“茴”字四种写法，却不知道怎么踏实过日子；自己知道投机能赚钱，却不知道“踏实”才是最稳的路。他合上书，摸了摸封面上的“呐喊”二字，突然觉得脸上发烫，第二天一早就去钱庄取了钱，把欠周树人的20块还上了。
1926年，北京的局势乱了。教育部的薪资开始拖欠，听说很多公职人员都没了收入，天天去教育部门口闹。钱紧心里慌，怕周树人也没了收入，毕竟周先生一家子还等着钱过日子。他跑去西三条看周树人，推开院门，却见周树人正坐在石榴树下写稿，阳光洒在稿纸上，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工整的字迹。桌上摆着张《申报·自由谈》的约稿信，信封上印着鲜红的报社印章。
“周先生，薪资拖了仨月，您不愁？”钱紧走到石榴树下，看着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心里的慌劲儿消了些。
周树人放下笔，揉了揉手腕，笑着递给他一杯凉茶：“不愁。《自由谈》给的稿费高，千字5块，一篇稿子抵得上之前半个月薪资。我早就说过，公职是靠山，稿费是退路，两条腿走路才稳。”他指了指院里的菜畦，“就像我种的这些菜，就算外头买不到菜，院里的菜也够吃一阵子。”
钱紧看着桌上的稿纸，字迹工整，没有一个涂改的痕迹。他突然明白，周树人的“退路”不是凭空来的，是靠一篇篇稿子攒出来的，就像他的存款，是靠每月的结余存出来的——没有一步是投机，没有一步是侥幸。可他还是没忍住，问了句：“那要是报社也不发稿费了咋办？”
周树人笑了，指了指屋里的书架：“我还有书。《呐喊》在重印，《彷徨》也快出版了，版税是固定的收入。就像你开杂货铺，就算某天没人买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