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这座被誉为“战时陪都”的山城，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方式，迎接着林薇和她同伴们的到来。
当那艘喘着粗气、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小火轮，终于颤巍巍地靠上朝天门码头时，映入林薇眼帘的，并非想象中的秩序与安稳，而是一片更加庞大、更加喧嚣、也更加光怪陆离的混乱。
码头如同一个沸腾的巨锅。挑夫、小贩、军官、难民、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衣衫褴褛的乞丐……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在湿滑陡峭的石阶上涌动、叫嚷、推搡。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特有的腥气、汗臭、廉价香水味、还有从不远处传来的、印刷机滚动的油墨气息。灰色的雾霭低低地压在江面上，也笼罩着依山而建的、层层叠叠的房屋，那些建筑新旧杂陈，既有飞檐翘角的传统吊脚楼，也有粗糙简陋的临时板房，更有一些突兀的西式小楼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不协调却又充满怪异生命力的画卷。
“跟上！别走散了！”老周用他那粗犷的嗓门呼喝着，努力维持着这支小小队伍的完整。他们随着人潮，像水滴一样被裹挟着，艰难地挪下跳板，踏上了重庆湿漉漉的土地。
按照林薇在“难民救助点”工作期间打听到的地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位于上清寺附近的一处难民收容所。那是教会和民间慈善机构联合设立的，据说条件相对好些，也是他们暂时能够栖身的唯一希望。
穿行在重庆的街道上，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狭窄、陡峭、蜿蜒的石板路，仿佛没有尽头，一会儿向上攀爬，气喘吁吁；一会儿又急转直下，需得小心翼翼，生怕滑倒。人力车（这里叫“黄包车”）叮当作响，在人群中灵巧地穿梭；偶尔有鸣着喇叭的吉普车或黑色轿车蛮横地驶过，溅起路边的泥水，引来一片低声的咒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卖着各种东西——从昂贵的美国罐头、香烟，到本地的山货、草药，再到粗糙的锅盔、担担面，应有尽有，显示出一种畸形的繁荣。
然而，在这表面的喧嚣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战争阴影。墙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告示、寻人启事和模糊不清的通缉令。报童挥舞着不同派系的报纸，高声叫喊着最新的战况（其中真假难辨）。防空警报的喇叭像黑色的毒蘑菇，矗立在各个制高点，提醒着人们，日军的轰炸机随时可能撕裂这浓雾，带来死亡。一种混合着焦虑、麻木、及时行乐以及某种扭曲希望的复杂情绪，弥漫在空气里，几乎令人窒息。
林薇紧紧抱着自己的布包，里面是她全部的家当和希望。她一边留意着脚下的路，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看到茶馆里高谈阔论、忧国忧民的文人，也看到巷弄深处蜷缩着、眼神空洞的伤兵；听到有人慷慨激昂地讨论着前线战事，也听到有人醉醺醺地唱着靡靡之音……这里与野猪岭的纯粹、艰苦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打碎了，然后胡乱地拼接在一起，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处位于半山腰的收容所。那是由一座废弃的祠堂改建而成的，院子里挤满了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孩子的哭闹声、病人的咳嗽声不绝于耳。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语气冷漠，只是机械地记录着他们的信息，然后指了指院子角落里一片勉强可以遮雨的屋檐。
“就那里，自己找地方挤挤。每天早晚各发一次粥，自己去领。”工作人员说完，便不再理会他们。
希望，在现实的粗粝面前，再次变得黯淡。
老周和水生默默地开始整理那块狭小的空间，试图为伤员和孩子们营造一个相对好点的环境。林薇则强打起精神，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仅仅依靠收容所这点稀粥，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更别提给伤员养伤了。她必须尽快找到沈惊鸿信上提到的那位“友人”，或者，找到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林薇便拿着那封已经有些磨损的信封，按照上面的地址，开始了寻找。信上的地址是“林森路，仁济药房，转交顾鹤年先生”。林森路是重庆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这让她心中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然而，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重庆的街道错综复杂，许多门牌号在轰炸后变得混乱不堪。她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林森路，又花了半天时间，才在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处，找到了那家名为“仁济”的药房。药房不大，门面古旧，看起来有些年头。
林薇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破旧却尽量整洁的衣衫，走了进去。药房里弥漫着草药的味道，一个戴着老花镜、穿着长衫的老掌柜正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
“老先生，请问……顾鹤年先生是在这里吗？”林薇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而有礼。
老掌柜抬起头，透过镜片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你找顾先生？有什么事？”
“我……我受一位朋友所托，带一封信给顾先生。”林薇谨慎地回答，没有透露沈惊鸿的名字。
老掌柜沉吟了一下，摇了摇头：“顾先生不常来这里。你把信留下吧，如果他来了，我转交给他。”
林薇的心沉了一下。留下信？她怎么能确定这信一定能交到顾鹤年手上？万一……
“老先生，这封信很重要。您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顾先生吗？或者，他大概什么时候会来？”她不甘心地追问。
老掌柜的眉头微微皱起，似乎有些不耐烦：“顾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好过问。姑娘，你要么把信留下，要么就请回吧。”
看着老掌柜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林薇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沈惊鸿安排的这个联络渠道，显然非常隐秘和谨慎，不会轻易暴露。她不能强求，否则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麻烦您了。如果顾先生来了，请务必转交给他。就说……姓林的朋友。”林薇最终选择将信留下，并在信封背面用铅笔轻轻写了一个极小的“林”字。这是她和沈惊鸿之间一个极细微的约定。
留下信，仿佛留下了一个渺茫的希望。林薇走出药房，望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充满了失落感。第一条路，似乎走不通了。
她必须靠自己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薇开始在重庆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她去过报馆，想重操旧业，但对方要么嫌她是女人，要么要求有可靠的保人；她去过一些迁渝的学校，想谋个教职，但竞争激烈，且她的资历难以查证；她甚至尝试过去一些机关单位应聘文书，但那里裙带关系复杂，根本不是她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逃难女子能够涉足的。
一次次碰壁，让她深刻体会到了在重庆生存的艰难。这里不缺人，尤其不缺像她这样从各地逃难而来的、有一定文化却无依无靠的人。饥饿和焦虑再次袭来，收容所那点稀粥根本无法果腹，伤员的病情也因缺乏药物和营养而时有反复。
绝望，如同重庆的浓雾，一点点地吞噬着她。
然而，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那天，为了节省体力，她在一家茶馆门外稍事休息。茶馆里，几个文人模样的男子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话题似乎围绕着最近一场战役的得失和战时文艺的方向。其中一个人的观点引起了林薇的注意，他批判当下一些宣传作品空有口号、缺乏真情实感，无法打动人心。
林薇心中一动。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进了茶馆，来到那几人桌前。
“几位先生，打扰了。”她微微躬身，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几人耳中，“刚才无意中听到各位的高论，深有同感。小女子不才，刚从北方战区辗转而来，一路所见所闻，皆是血泪。窃以为，真正的力量，或许并非源于响亮的口号，而是源于那些具体而微的、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身上……”
她的话，让那几位文人都愣了一下，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这个突然出现、衣衫朴素却言辞不俗的女子身上。
林薇没有怯场，她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在野猪岭的见闻，讲述了那些无名战士的牺牲与坚韧，讲述了普通百姓在苦难中展现的生命力。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平实地叙述，但那源自真实经历的情感和细节，却带着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当她讲到苏队长用钢笔里的钢珠为伤员手术，讲到老周默默修复着根据地的每一件工具，讲到孩子们在轰炸后依然亮晶晶的眼睛时，几位文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动容的神色。
“说得好！”那个之前批判空泛宣传的中年文人猛地一拍桌子，眼中闪着光，“姑娘，你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才是我们该写的东西！真实！有血有肉！”
他自我介绍叫孟秋实，是《国民公报》的副刊编辑。他对林薇的经历和见解极为欣赏，当场就向她约稿，希望她能将这些故事写下来，发表在报纸上。
“稿费虽然微薄，但至少能解你燃眉之急。”孟秋实诚恳地说，“而且，你的声音，应该被更多的人听到！”
峰回路转！
林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和冷眼后，终于有人看到了她的价值，愿意给她一个机会！
“谢谢！谢谢孟先生！”她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哽咽。
拿着孟编辑给她的预支稿费和约稿信，林薇几乎是跑着回到了收容所。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周和水生，久违的笑容终于重新出现在他们脸上。
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买些粮食和药品，可以让伤员得到更好的照顾，可以暂时缓解生存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林薇找到了一条能够发挥她所长、也能为抗战贡献力量的途径——用她的笔，记录真实，传递力量。
她立刻伏在收容所昏暗的角落里，就着微弱的光线，开始撰写她的第一篇文章。笔尖在粗糙的稿纸上沙沙作响，野猪岭的硝烟、战友的面容、百姓的苦难与坚韧，如同潮水般涌上笔端。这一次，她的写作不再仅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呐喊，为了证明，为了在这座混乱而迷茫的战时陪都，发出属于那些沉默大多数的最真实的声音。
《雾都门扉》，在她饱含血泪与希望的笔触下，正被缓缓推开。门后，是未知的挑战，是生存的挣扎，也是一条用文字铺就的、通往希望与重逢的，布满荆棘却又充满可能的道路。
而在城市的另一隅，沈惊鸿历经九死一生，也终于踏上了重庆的土地。他的“门扉”，又将如何开启？两条历经磨难的生命线，在同一座城市的迷雾中，正悄然接近着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