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将至，根据地的扫盲班里却暖意融融。油灯下，老少群众围坐在一起，识字班教员小杨正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中国”两个大字。
“咱们今天学写‘中国’，”小杨声音清亮，“为什么先学这两个字？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祖国！”
台下，白发苍苍的李大爷颤巍巍地跟着比划。他孙子铁蛋在一旁小声指导：“爷，这一笔要直...”
这是根据地再普通不过的一夜，却是另一场无声战争的前线。
几天前，武工队在边缘村庄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印刷品——彩色画报上，日本兵笑着给中国孩子发糖，配着“中日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字样。
“鬼子开始玩软刀子了，”孙猛汇报时语气凝重，“这些画报专门往学校里送。”
更令人忧心的是，敌占区传来的消息称，日伪正在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习日语，篡改历史教材。
“这是要灭我们的文化，绝我们的种啊！”老私塾先生王老夫子痛心疾首。
应对措施迅速出台。根据地政府加强了文化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工作。每个村庄都办起识字班、夜校，教农民读书认字，更传授抗日道理。
文艺宣传队成了重要力量。他们编排了一批新剧目，其中《白毛女》最受欢迎。当演到地主黄世仁逼死喜儿的父亲时，台下群众义愤填膺；当八路军到来，解救喜儿，严惩恶霸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才是咱们自己的戏！”老王看完演出热泪盈眶，“说的是咱们的事，讲的是咱们的理！”
音乐也是重要武器。《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在根据地广为传唱。就连放牛娃都能哼上几句“风在吼，马在叫”。
一天，小陈带领的武工队在边缘区活动时，听到几个孩子哼着陌生的调子。歌词含糊不清，但旋律明显是日本风格。
“这歌跟谁学的？”小陈问孩子们。
“一个过路的先生教的，说学了有糖吃。”最大的孩子回答。
小陈心中一沉。他耐心教孩子们唱《歌唱二小放牛郎》，讲述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很快，孩子们就爱上了这首新歌。
“王二小真勇敢！”孩子们说，“我们要学他，不当亡国奴！”
青少年的思想工作尤为关键。根据地创办了抗日儿童团，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既学文化，也进行军事训练。
铁蛋是儿童团的积极分子。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动员小伙伴参加：“学了文化，才能看懂鬼子的阴谋诡计！”
然而文化争夺战远非一帆风顺。日伪使出了更狡猾的手段——他们印制了大量看似中立的“娱乐”读物，里面 subtly 掺杂着消磨意志的内容。
一次，识字班发现几个青年在传看黄色小说。书是日伪特务故意散播的，目的就是腐蚀青年人的斗志。
“这是软刀子杀人！”王老夫子痛心地说，“比真刀真枪还毒！”
根据地加强了正面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描写抗日英雄的事迹，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
同时，利刃特战连加强了对文化渗透的打击。他们抓获了几个专门散播腐朽文化的特务，揭露了日军的阴谋。
“鬼子知道明着打不过我们，就想从思想上瓦解我们，”赵铁鹰在公审大会上说，“但他们是痴心妄想！”
最激烈的文化争夺发生在传统节日期间。日伪企图利用春节等节日，推行所谓“中日共庆”活动，淡化抗日情绪。
根据地则反其道而行之。那年春节，各个村庄都举办了热闹的庆祝活动，但内容全是抗日主题。春联写的是“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秧歌队唱的是抗日小调，连灯谜都暗含抗战道理。
“这样过年才有意思！”群众说，“比鬼子那些假惺惺的‘亲善’强多了！”
文化争夺还延伸到宗教信仰领域。日伪利用一些宗教团体散布“忍耐顺从”的思想。根据地则强调“爱国爱教”，号召信教群众积极抗日。
一位佛教法师在讲经时说：“护国即是护法，抗日即是行善。我佛慈悲，亦要有金刚怒目之时！”
深层次的文化建设也在进行。历史教育尤其重要，要让群众明白中国为什么会被侵略，抗战为什么是正义的。
王老夫子主动请缨编写乡土教材。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本地历史，特别是日军暴行和抗日事迹。
“要让孩子们知道，”王老夫子说，“咱们脚下这片土地，是祖先用血汗开辟的，决不能拱手让人！”
效果逐渐显现。边缘区的一个青年，原本对抗日漠不关心，在参加了根据地的文化活动后，主动要求加入八路军。
“我以前觉得打鬼子是当兵的事，”青年说，“现在明白了，这是每个中国人的事！”
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伪军士兵通过秘密渠道读到根据地的宣传品后，思想开始转变。后来发生的几起伪军起义，都与文化渗透有关。
“文化工作看起来软，实际上比枪炮还厉害，”宣传干部总结道，“枪炮只能征服土地，文化才能征服人心。”
夜幕降临，各个村庄的扫盲班又亮起了灯火。识字声、唱歌声、讨论声，汇成一曲特殊的抗战交响乐。
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没有硝烟，却关系着民族的未来；没有厮杀，却决定着抗战的成败。文化争夺的成败，最终将决定这片土地上是飘扬起太阳旗，还是继续高举中华民族的旗帜。
而此刻，油灯下那些认真学习的面孔，那些传唱抗日歌曲的声音，那些讨论国家命运的热情，都是这场文化争夺战中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最终胜利的最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