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那根刺破喜悦的数据尖峰，正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网的舆论风暴。
短短一个小时内，“小学生被教唆控诉政府”的骇人标题，如同病毒般在各大社交平台蔓延，话题热度以几何级数攀升。
数家以措辞严厉着称的官媒下场转发，字里行间充满了审视与质疑，无形的压力如泰山压顶，直指“银杏新芽”基金会的命门。
团队内部聊天群里，恐慌和愤怒的情绪开始弥漫。
有人主张立刻发声明澄清，有人建议动用关系删帖降热搜。
整个团队像一只被激怒的蜂巢，嗡嗡作响，却乱了阵脚。
“全员禁言，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发声。”苏霓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冷的刻刀，瞬间切断了所有的嘈杂。
她的眼神平静得可怕，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许文澜，我要原始录音，完整版，现在。”
命令清晰、果决，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这股临危不乱的气场，迅速稳住了军心。
许文澜指尖在键盘上翻飞，十指几乎化作了残影，不到三十秒，一段加密音频文件便传到了苏霓的电脑上。
与此同时，陆承安已经将所有热门评论和官媒文章的关键句提取出来，在白板上飞速构建起一张逻辑攻击图。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核心火力点不在于记忆本身的真伪，而是‘利用未成年人’、‘介入敏感议题’这两点。他们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了达成目的，不惜把孩子推到台前的野心家。所以，任何关于拆迁纠纷的辩解都是徒劳，甚至会坐实我们的‘动机’。”
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锋锐的冷光，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既然他们想把水搅浑，那我们就把池子挖得更大，让所有人都来看。”
他转向苏霓，语速极快地抛出整套反击方案：“第一，不辩解，不删帖，让他们尽情表演。第二，我立刻联系妇联和团委，联合发起‘守护青少年真实表达权’线上联署倡议，将议题从‘控诉政府’扭转为‘倾听孩子’。第三，公开承诺，基金会所有采集内容，未经监护人书面授权，绝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发布。第四，我亲自带法务团队去一趟当事人家里，提供免费、全程的法律援助。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我们不是在利用孩子的眼泪，而是在为他们的权益撑腰！”
这套组合拳，招招不离“孩子”二字，却又巧妙地避开了对方预设的战场，直接另起炉灶，反客为主，瞬间将基金会从被告席拉到了守护者的位置上。
苏霓眼中的赞许一闪而过，她只说了两个字：“执行。”
命令一下，高效的战争机器瞬间满负荷运转。
许文澜那边，早已进入了废寝忘食的“代码时间”。
一夜之间，一个名为“公众误解应对包”的小程序原型赫然上线。
它的核心功能简单粗暴：内置AI语音比对系统，用户上传一段被质疑的音频，系统能在一分钟内从原始素材库中匹配到完整上下文，并一键生成“断章取义VS完整语境”的对比播放条。
这简直是为所有标题党和恶意剪辑者量身定做的“斩首”工具。
但许文澜觉得这还不够。
她戴上耳机，将那段长达四十分钟的原始录音听了十几遍，最终，她将其中一句最微弱、也最锥心的话单独提取了出来。
那是男孩在讲述的间隙，带着哭腔的一句喃喃自语：“老师……我爸爸说……他不是真的想死……他只是想让大家……听见他说的话……”
没有激烈的控诉，没有尖锐的指责，只有孩子最朴素的恐惧和无助的转述。
许文澜用这句原声配上简单的黑白字幕，制作成一个仅有三十秒的公益短片。
视频的结尾，是一行字：“我们听见了吗？”
没有经过任何内部审批，她动用权限，将这个短片通过算法，精准投放到了抖音、b站等所有与此次事件相关的流量池中，像一颗深水炸弹，无声地沉入舆论的海洋。
另一边，赵小芸已连夜赶到事发地的那所中学。
她没有像媒体预料的那样，冲进教室找那个男孩，也没有在校门口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
她直接找到了校长，提出了一个让对方大感意外的请求：让她在课间操时间，和全校学生玩一个游戏。
刺耳的上课铃声变成了集合的哨音。
操场上，上千名学生带着好奇和一丝紧张看着这个陌生的访客。
赵小芸没有长篇大论，只拿着一个扩音器，笑着说：“我们来玩一个‘一句话接龙’的游戏，好不好？我起个头，你们往下接。第一个题目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是______。”
起初，气氛有些拘谨。
一个胆大的男孩喊道：“我最害怕考试不及格！”全场哄笑。
气氛瞬间轻松下来。
“我最害怕最好的朋友不理我！”
孩子们的声音此起彼伏，从最初的戏谑，慢慢变得真实而恳切。
当话题转到“我希望世界知道______”时，沉默了许久。
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小声说：“我希望世界知道，我为我妈妈做的菜是最好吃的。”
一个高个子男生说：“我希望世界知道，我上次捡到钱交给老师了。”
当话筒传到第一百个孩子手中时，那是一个看起来有些内向的男孩，他涨红了脸，用力地喊出了一句：“我希望我爸爸的声音能被听见！”
就是现在！
赵小芸按下了手中录音笔的播放键。
那段被恶意剪辑的、充满煽动性的“控诉”响彻操场，学生们一阵骚动。
然而，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录音继续播放下去，男孩哽咽着说“爸爸说他不是真的想死”那句话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整个操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
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
不知是谁先带头，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随即汇成雷鸣般的巨浪。
一位年长的语文老师站在队伍后面，眼眶通红，他对着身边的同事喃喃道：“我明白了……我们一直在教他们修辞和文法，却忘了教他们怎么说话。原来，‘银杏新芽’不是在教他们怎么告状，而是在教他们被听见。”
几乎是同一时间，远在总部的林晚发现了新的动向。
在这次舆论风波中，有七所最初并未被选为试点的中学，竟自发组织学生录制了“我想当记忆委员”的宣言视频，上传到网络，为基金会声援。
林晚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没有按流程上报，而是大胆地调出了她那个神秘的“种子库”，从m00006号加密名单中，挑选了三名在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上都表现出惊人天赋的孩子。
她破例安排这三人，以“学长导师”的身份，对那七所学校的视频进行远程回应。
其中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用他那略带方言的普通话，在回复视频里写下了一段话：“你说，你的声音很小，怕没有人听见。可是，你现在就在听我说话了。我也在听你说话。我们，听见了彼此。”
这条质朴无华的评论，配上他清澈而坚定的眼神，被截图转发，瞬间突破了十万次。
风波，以一种谁也未曾预料的方式，迅速平息。
一周后，央视一档着名的社会观察类节目向苏霓发来对话邀请。
演播厅灯光明亮，主持人以犀利着称，他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充满了陷阱：“苏总，您是否想过，让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学生过早接触这些沉重的社会历史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拔苗助长，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
镁光灯下，苏霓从容地微笑着，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角落：“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连接受批评、倾听孩子真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又凭什么要求他们，在未来扛起整个时代的重量？”
一句话，四两拨千斤，全场静默数秒后，掌声雷动。
在镜头切换的瞬间，苏霓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台下观众席。
在第三排的角落里，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位曾在项目初期明确表示反对的省教育厅副厅长。
他没有看舞台，而是低着头，正用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节目录制结束，苏霓走下台，陆承安迎了上来，没有说话，只是将自己的手机屏幕递到她面前。
屏幕上是一条刚刚收到的短信预览，发信人是他在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朋友。
短信内容很短，却让苏霓的瞳孔骤然一缩：
“明天上午九点，教育厅党组会，议程临时新增一项：‘关于推进青少年口述历史实践纳入中小学综合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可行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