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春，汴梁贡院外的朱雀大街上，杏花如雨般飘落，却盖不住人群的喧哗。数百名身着儒衫的考生围在红榜前，有的踮脚张望，有的双手合十祈祷，还有的捧着经书反复核对——这是宋太祖登基以来的第五次科举放榜，也是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而年过七旬的赵烈，正拄着拐杖站在街角的茶摊旁，手里攥着一卷《五代科举考》手稿，目光在红榜与人群间流转，仿佛在对比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中了！俺中了！”一阵激动的呐喊突然响起。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儒衫的年轻书生，捧着榜单痛哭流涕，他叫张师德，是曹州寒门子弟，父亲是佃农，为了供他读书，卖了半亩薄田。此刻他跪在地上，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头，泪水混着泥土，却难掩眼中的光芒。
赵烈走上前，递过一方干净的帕子：“后生，恭喜了。”
张师德接过帕子，擦了擦脸，认出赵烈——去年科举前，他曾在国子监听过赵烈讲五代科举的往事。“赵公！您也来了！”他激动地说，“若不是您去年说‘大宋科举不问出身’，俺还不敢来应试呢！俺村里的老秀才说，这要是在五代，俺连贡院的门都进不来！”
赵烈点点头，想起后唐天成三年（928年）的科举——那时他随李嗣源的使者去洛阳，见贡院外满是世家子弟的仆从，寒门士子只能在街角徘徊，连看榜单的资格都没有。“五代时，科举要‘五人联保’，还得有三品以上官员推荐。”他翻开《五代科举考》，指着上面的记载，“后晋天福年间，我在幽州见过一个老儒，考了一辈子科举，却因没有官员推荐，始终没能参加殿试，最后郁郁而终。”
张师德凑过去，看着手稿上的字迹，忍不住感叹：“还是大宋好！今年录取了一百二十人，寒门子弟占了七十人，比去年还多！俺听说，陛下（赵匡胤）特意下旨，‘凡有真才实学，无论出身，皆可录取’，还把录取名额增加了三倍，这在五代想都不敢想！”
正说着，一阵马蹄声传来。主持科举的宰相薛居正带着随从巡查，见到赵烈，赶紧翻身下马：“赵公，您怎么也来凑这份热闹？”薛居正是后周旧臣，曾参与《旧五代史》编纂，与赵烈是旧识。
“老夫是来看看，大宋的科举，到底比五代强在哪里。”赵烈笑着说，“刚才听这后生说，今年录取了一百二十人，比后周显德年间多了三倍，是真的吗？”
“是！”薛居正点头，领着赵烈走向贡院，“陛下说，‘乱世靠武，治世靠文’，如今大宋一统在即，需要更多文人治理地方，所以特意扩大录取规模。不仅如此，今年还完善了‘糊名誊录’——考生的名字用纸条糊住，考卷由誊录官用朱笔抄写，考官看不到原卷，连笔迹都认不出，彻底杜绝了舞弊。”
走进贡院，赵烈看到数十个书吏正在整理考卷，有的在核对朱卷与墨卷，有的在登记录取考生的信息。薛居正指着一个正在工作的书吏：“那位是国子监博士李昉，负责考卷的终审。今年有个世家子弟，文章写得极好，却因引用典故有误，被李博士驳回，最终没能录取。换做五代，这样的子弟早就考官系中第了。”
赵烈想起后梁开平年间的科举舞弊——那时的考官收受贿赂，把“录取名单”提前卖给世家子弟，有的考生甚至没进考场，就能中第。“如今这般严谨，确实能选出真才。”他在手稿上写下：“宋初开宝元年，科举录取百人，寒门占半，糊名誊录完善，废荐举之制，此乃‘重文’之始，破五代‘士族垄断’之弊。”
午后，赵烈随薛居正来到国子监。这里原是后周的“国子学”，如今经过扩建，已成为大宋最高学府，院内满是读书声，有的学子在背诵《论语》，有的在讨论经义，还有的在临摹冯道刻印的九经。
“赵公请看，这是今年新招的国子监生。”薛居正指着一群年轻学子，“其中有三十人是寒门子弟，陛下特意赐给他们‘廪膳’——每月有两石粟米、一贯铜钱，不用再担心温饱。五代时，国子监生都是世家子弟，寒门子弟连门槛都摸不到。”
赵烈走到一个正在临摹九经的学子身边，见他用的是雕版印刷的版本，字迹清晰，比五代的手抄本强百倍。“这是冯相当年刻印的九经吧？”他问道。
“是！”学子点头，“先生说，这是‘天下第一善本’，比手抄本清楚，还便宜，俺花了五十文就买了一套。若是在五代，手抄一套九经要三个月，还得花三两银子，俺根本买不起。”
赵烈心里一热——冯道当年主持刻印九经，就是为了让寒门子弟能读得起书，如今他的心愿终于在大宋实现了。“乱世里，能保住典籍就不易；治世里，才能让典籍惠及百姓。”他感慨道。
傍晚时分，赵烈随薛居正来到枢密院。此时院内正举行“文武官员晋升考核”，十几个武将与文官站在一起，接受皇帝的召见。赵烈看到，武将们不仅要考核武艺，还得考核“经义”——一个叫王全斌的将领，因答不出《论语》中的“为政以德”，晋升被搁置；而一个叫张齐贤的文官，因提出“治国三策”，被赵匡胤当场任命为大理评事，派往地方任职。
“这是陛下新定的规矩。”薛居正低声说，“武将晋升，需通经义；文官任职，优先派往地方。陛下说，‘五代武将专权，皆因不习文’，所以要让武将知礼仪、懂治国，避免再出叛乱。”
赵烈心中一震——他想起后唐李存勖、后汉郭威，都是因武将不习文，只知用兵，才导致叛乱。如今赵匡胤让武将学经义，看似限制，实则是为了让武将融入治世。“只是这般重文，会不会让武将心寒？”他问道。
薛居正叹了口气：“陛下也有难处。去年有个叫李汉超的将领，在关南治军严明，却因不识字，错把赋税账本当军籍，闹了笑话。陛下无奈，只能派文官去辅佐他。如今大宋一统在即，地方治理需要文官，重文也是无奈之举。”
离开枢密院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文官的轿子与武将的马并行，却明显能看出——文官的轿子装饰更精致，遇到官员时，武将往往先下马行礼。赵烈想起五代时的场景——武将骑马横冲直撞，文官只能避让，如今却反过来了。
回到洛阳后，赵烈将今日的见闻整理进《五代秘史·宋初篇》，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太祖开宝元年，科举取士一百二十人，寒门占半，扩名额，完善糊名誊录，废荐举之制，此乃‘重文’之始；又定‘武将晋升需通经义’‘文官优先治地方’之规，轻武之兆初显。此举源于五代‘武强文弱’之弊——后唐李存勖宠武轻文，致伶人乱政；后汉郭威以武夺权，致天下动荡。匡胤亲历五代，故以‘重文’抑武，求治世安稳。然重文过甚，恐致武备松弛，此乃宋初制度之隐忧，亦为后世‘积弱’之伏笔。”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张师德的考卷抄本放在一起。他想起张师德跪在地上磕头的模样，想起薛居正说“治世靠文”的话语，突然明白——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是乱世后的必然选择，却也为宋朝埋下了隐患。只是在当下，能让寒门子弟有出路，能让天下从“以武乱政”走向“以文治国”，已是难能可贵。
次日，赵烈收到汴梁送来的书信，是薛居正写的——信中说，赵匡胤已下旨，明年科举将进一步扩大录取规模，还将在地方设立“州学”，让寒门子弟能就近读书；同时规定，地方节度使需配备“通判”，通判由文官担任，监督武将行政，进一步削弱武将权力。
赵烈握着书信，望向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他知道，“重文轻武”能让大宋稳定，却未必能让大宋强大——五代的武将虽乱，却有“收复燕云”的锐气；如今大宋文官虽多，却少了那份铁血。但他也明白，在五代乱局刚结束的当下，“稳定”比“强大”更重要，赵匡胤的选择，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
此时的汴梁，张师德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地方任职；薛居正正在整理今年的科举考卷，挑选优秀的文章汇编成册；赵匡胤则在皇宫里，与赵普讨论明年的科举改革，计划在江南设立“贡院”，让南唐士子也能参加大宋科举——一场围绕“重文轻武”的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彻底改变了五代以来“武盛文衰”的格局。而赵烈知道，这只是开始，大宋的未来，将在“重文”与“轻武”的平衡中，慢慢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