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秋，广州城的暑气尚未消退，南汉皇宫的“万政殿”内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死寂。刚继位的刘鋹斜倚在铺着白虎皮的御座上，手指把玩着腰间的玉如意，目光扫过阶下的百官——这些官员大多面白无须，穿着绣着金线的宦官服饰，唯有少数几个老臣还留着胡须，却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喘。
“朕听说，近日有士人不愿入宫为官？”刘鋹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轻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狠厉。他刚满十七岁，继承了父亲刘龑的皇位，也继承了那份荒唐与残暴，甚至在“亲信宦官”的道路上，走得比父亲更远。
阶下的宦官宰相龚澄枢赶紧躬身：“陛下息怒！确有几个不知好歹的士人，说‘身体发肤不可毁伤’，不愿接受官职。臣已派人去抓，很快就能把他们带来问罪！”
“问罪？”刘鋹冷笑一声，从御座上站起来，走到一个留着胡须的老臣面前，伸手扯了扯对方的胡须，“你叫陈谔，是前朝的御史吧？朕记得你儿子去年考中了进士，怎么，他也不愿遵行新规？”
陈谔吓得浑身发抖，赶紧跪倒在地：“陛下饶命！犬子年幼无知，臣已劝他……劝他遵从圣命，只是他身子弱，还需再等几日……”
“等几日？”刘鋹一脚踹翻陈谔，“朕的朝堂，岂容他拖延？传朕旨意，即日起，凡南汉士人，无论科举中第、还是举荐入宫，若想为官，必先入蚕室除籍！若有违抗，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家产充公！”
这道旨意，像一道惊雷，炸响在岭南大地。自此，南汉的特殊仕宦制度被推向极致，成为五代十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荒诞景象。多年后，赵烈在整理《五代秘史·南汉篇》时，曾通过南汉逃亡官员的口述，还原了这一制度的残酷与荒唐。
当时赵烈正在洛阳的史馆整理十国史料，一个名叫张仲宣的南汉前进士，千里迢迢从岭南逃来，跪在史馆门口，只求能将南汉的真相记录下来。“赵将军！您一定要学学刘鋹的仕宦规矩！”张仲宣衣衫褴褛，脸上还带着未愈的伤痕，“俺就是因为拒绝入蚕室，被抓去打了五十杖，家里的田产被抄，妻子和孩子都被卖去挖矿，俺是逃出来的，好多同乡都死在宫里了！”
赵烈赶紧将张仲宣扶起，让他坐在书房里，递上热粥和干净的衣物。张仲宣喝了粥，情绪才稍稍稳定，缓缓说起了刘鋹这一制度的细节——
刘鋹继位后，便将朝政托付给宦官龚澄枢与女官卢琼仙，自己躲在后宫终日嬉戏。他始终抱着一个荒谬的逻辑：“士人多有家室，必顾子孙，不能尽忠陛下；唯有除籍之人无牵无挂，才能全心为朕办事”。于是在父亲刘龑重用宦官的基础上，进一步颁布了“入仕必先除籍”的规定。为了推行这一制度，他在广州城内专设“蚕室”，由资深宦官负责，专门为求官者实施手术。
“那蚕室，就是人间地狱！”张仲宣的声音带着颤抖，“没有麻药，只有一壶烈酒，让士人自己喝下去，然后被绑在木板上操作……好多人都熬不过去，当场就死了；就算活下来，也落下终身残疾，连走路都困难。”
他说起自己的同乡王秀才，当年考中进士，本以为能光宗耀祖，却被传旨入宫。王秀才跪在宫门前哭谏，援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结果被刘鋹下令“杖毙宫门”，尸体还被挂在广州的“开远门”上示众，上面写着“抗旨不遵者，下场如此”。
“从那以后，岭南的士人要么逃离，要么只能被迫从命。”张仲宣叹了口气，“俺们广州有个叫李遇的举人，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为了养活母亲，只能去蚕室。手术后，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才下床，入宫后当了个小官，每月俸禄还不够给母亲买药，最后母亲还是饿死了……”
赵烈在纸上快速记录，问道：“那些入仕的人，就真的能‘尽忠’吗？他们的行政能力如何？”
“尽忠？不过是为了自己享乐！”张仲宣愤怒地拍着桌子，“龚澄枢当宰相，把朝堂当成自己的家产，卖官鬻爵，谁给的钱多，就能当大官；卢琼仙当女侍中，整天陪着刘鋹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政事。去年广州发生水灾，百姓们流离失所，龚澄枢却还在修建自己的府邸，说‘水灾是上天惩罚百姓，与朝廷无关’！”
他还说，南汉的这类官员数量在刘鋹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仅广州城内就有七千余人，连节度使、刺史这样的地方高官，都由他们担任。这些人大多没有文化，只会阿谀奉承，处理政务时要么胡乱批示，要么推诿给下属，导致南汉的行政体系混乱不堪。
“俺曾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当差，那里的刺史是个叫李托的宦官，连‘邕州’两个字都认不全，却要掌管一州的军政。”张仲宣回忆道，“有一次，交州的叛军来犯，李托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下令‘关闭城门，不管城外百姓’，结果城外的数千百姓都被叛军杀害，尸体堆在城门外，臭了半个月，李托却还在城里喝酒作乐。”
刘鋹不仅让这些人当官，还让他们参与军事。他设立了“内八作”机构，让他们担任将领，统领南汉的军队。这些人不懂兵法，只会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导致南汉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后汉乾佑元年（948年），楚地的马希范派军攻打南汉的桂州，南汉的将领竟然因为害怕，率军不战而逃，把桂州拱手让给了楚军，还抢走了沿途百姓的财物。
“士兵们都恨死这些人了！”张仲宣说，“俺有个亲戚是南汉的士兵，他说每次打仗，这些将领都躲在后面，让士兵冲锋，还说‘谁不冲锋，就斩谁’。好多士兵都想逃跑，可家里的亲人被朝廷控制着，只能硬着头皮上，死的死，伤的伤，没几个能活着回来。”
赵烈看着张仲宣激动的神情，又想起之前收集的南汉《军籍册》，上面记载：“刘鋹时期，南汉军队共十五万，其中此类将领占七成，士兵逃亡者达五万余人，战斗力仅为前朝的三成。”他忍不住在纸上写下：“南汉之弊，在弃贤用佞，以非道驭民，此非治国，实乃毁国。”
就在这时，史馆的同僚王修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急报：“赵将军！刚从汴梁来的消息，北宋太祖已派潘美率军南下，准备讨伐南汉！南汉的这些官员还在互相倾轧，根本没做防备！”
赵烈接过急报，上面的字迹清晰：“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潘美率宋军五万伐南汉，南汉主刘鋹沉迷酒色，龚澄枢、李托等隐瞒军情，桂州、贺州相继失守，宋军直逼广州。”
张仲宣听到消息，突然哭了起来：“太好了！宋军终于来了！俺们岭南百姓，终于能脱离苦海了！”他跪在地上，对着北方的方向磕头，“求老天保佑宋军，早点打下广州，惩治那些恶人，让俺们能过上安稳日子！”
赵烈扶起张仲宣，心里却满是复杂——宋军伐南汉，固然能让岭南百姓摆脱刘鋹的统治，可战火一旦燃起，百姓又将面临新的苦难。他想起之前整理的南唐伐闽、伐楚的史料，每次战争过后，都是“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不知道这次岭南的百姓，能不能躲过这场劫难。
“张兄，你先在洛阳安顿下来，我即刻去汴梁，看看能不能说服朝廷，尽量减少战火对百姓的伤害。”赵烈语气坚定，“你放心，我会把南汉的真相都写进《五代秘史》，让后人知道刘鋹的荒唐，知道岭南百姓的苦难，也让后人记住，这样的制度永远不能再出现！”
张仲宣躬身行礼：“多谢赵将军！岭南百姓，全靠将军了！”
赵烈转身离开书房，秋日的阳光照在洛阳的街道上，却照不进他心里的沉重。他想起张仲宣描述的“蚕室”，想起王秀才的惨死，想起桂州城外的百姓尸体，突然觉得一阵寒意——刘鋹的这一制度，不仅是对士人的摧残，更是对人性的践踏，这样的政权，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回到汴梁后，赵烈找到枢密院的大臣，递上自己整理的南汉史料，请求朝廷“伐汉时，优先保护百姓，严惩奸佞，勿滥杀无辜”。枢密院大臣看完史料，也对刘鋹的统治感到震惊，当即答应会将他的建议转达给潘美。
而此时的广州，刘鋹还在皇宫里与亲信宴饮，全然不知宋军已逼近城下。龚澄枢、李托等人为了隐瞒军情，竟然把宋军来袭的急报藏了起来，还对刘鋹说“宋军不过是小股土匪，很快就能平定”。刘鋹信以为真，继续沉迷酒色，甚至还在宫中修建了一座“离宫”，准备在宋军打来时，带着妃嫔和亲信逃往南海。
赵烈在《五代秘史》的批注中，对刘鋹的统治做出了评价：“刘鋹之仕宦制度，实为千古奇闻，亦是千古丑闻。他以荒唐规矩摧残士人，以奸佞治国混乱朝纲，视百姓如草芥，视国家如玩物。南汉之亡，非亡于宋军，实亡于自身的荒唐与残暴。此教训足以警示后世：治国者，当以仁为本，以才为用，若背离民心，践踏人性，纵有天险，亦难逃覆灭之命。”
开宝四年（971年）春，宋军攻破广州，刘鋹被俘，南汉灭亡。当潘美率军进入广州时，看到的是遍地的“蚕室”遗迹，是被搜刮一空的百姓家园，是因战乱流离失所的流民。潘美按照赵烈的建议，严惩了龚澄枢、李托等人，释放了被关押的百姓，减免了岭南的赋税，岭南才渐渐恢复了生机。
多年后，赵烈在广州考察时，特意去了当年的“蚕室”遗址，那里早已变成了农田，农户们在田里耕种，孩子们在田埂上嬉戏，再也没人提起当年的荒唐制度。赵烈站在田埂上，望着远处的珠江，心里清楚——刘鋹的统治虽已灭亡，但它留下的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一个政权，若不尊重人性，被重视人才，不爱护百姓，终将被历史所抛弃。
接下来可以围绕“宋军灭南汉后的治理”展开下一章，比如赵烈前往岭南实地探访，见证战后重建的艰难，或是遇到当年逃亡士人的后代讲述家族故事，也可引入吴越政权听闻南汉灭亡后的反应，为后续吴越归宋埋下伏笔。你希望下一章侧重哪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