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春，洛阳城西的流民收容所外，杨柳刚抽出新绿，却掩不住空气中的萧瑟。数十个衣衫褴褛的流民蜷缩在墙角，有的抱着饥饿的孩子低声啜泣，有的望着西北方向发呆，脸上满是惶恐。年过九旬的赵烈拄着拐杖，在孙子赵仲的搀扶下，缓缓走到收容所门口，手里捧着一卷《五代西北边防记》手稿——那是他当年随柴荣巡视西北时整理的，上面记录着后周对党项族的安抚政策，如今却成了他对照宋初西北乱象的镜子。
“老丈，行行好，给点吃的吧！”一个瘦骨嶙峋的汉子突然跪在赵烈面前，他穿着破烂的皮裘，头发凌乱，脸上满是风霜，怀里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小女孩，“俺们是银州来的，党项人李继迁杀过来了，烧了俺们的村子，俺们只能往南逃，一路走了两个月，孩子快撑不住了……”
赵烈心里一紧，赶紧让赵仲取出随身携带的干粮，递给汉子：“慢慢说，李继迁到底怎么回事？银州不是大宋的地盘吗？怎么会让他杀进来？”
汉子狼吞虎咽地啃着干粮，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老丈您不知道啊！李继迁是党项的首领，早年还归顺大宋，朝廷封他做‘定难军节度使’，可去年澶渊之盟后，朝廷忙着和辽议和，就忘了西北的事。李继迁趁机联合契丹，占了银州，还杀了大宋的都巡检使曹光实！俺们村里的男人要么被抓去当兵，要么就被杀死，女人和孩子只能逃啊！”
“曹光实死了？”赵烈猛地攥紧拐杖，杖头重重砸在地上。他对曹光实有印象——那是后周旧臣，曾随柴荣平定秦凤之地，骁勇善战，没想到竟死于李继迁之手。他翻开《五代西北边防记》，指着其中一段记载：“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柴荣安抚党项，以银州为‘互市之地’，许党项以马匹换粮食，双方相安无事。”如今看来，大宋不仅没能延续后周的安抚政策，反而因疏忽给了李继迁可乘之机。
“赵公，您怎么来了？”收容所的主事张老栓迎了出来，他是前蜀工匠苏老栓的同乡，曾在西北做过货郎，对当地情况熟悉。“这些天从银州、夏州逃来的流民越来越多，俺们的粮食都快不够了，朝廷派来的赈灾粮还在路上，可急死俺了！”
赵烈跟着张老栓走进收容所，只见屋内挤满了流民，有的在缝补破烂的衣服，有的在给伤口换药，还有的在低声议论李继迁的暴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看到赵烈，颤巍巍地走过来：“老丈，您是做大官的吧？求求您给朝廷带个话，救救西北的百姓！李继迁的人太狠了，他们不仅杀人，还抢粮食，俺们的牛羊都被他们赶走了，再这样下去，西北就完了！”
赵烈握住老妇的手，心里满是沉重：“老夫人放心，老夫会把你们的遭遇告诉朝廷。只是老夫想知道，李继迁为什么突然反宋？他之前不是还接受大宋的封号吗？”
张老栓叹了口气，拉着赵烈走到角落：“赵公，这里面的事复杂着呢！李继迁的祖父李思恭，当年在后唐时就是定难军节度使，党项人在银、夏、绥、宥四州经营了几十年，算是西北的土皇帝。大宋灭北汉后，想把党项的土地收归中央，派了文官去管，还加收‘盐税’‘马税’，党项人本来就靠贩盐、养马为生，这税一加，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李继迁就是借着这个由头，联合不满的党项部落，反了！”
赵烈想起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他随李嗣源巡视银州时的场景——那时党项首领李仁福对后唐称臣，后唐则允许党项保留军队，双方以“互市”维系和平，从未有过苛捐杂税。“大宋这是犯了五代的老毛病啊！”他在手稿上写下，“宋初治西北，弃后周‘安抚’之策，行‘强取’之政，增税夺地，激党项之怨，此乃李继迁反宋之根，非独其野心所致。”
午后，赵烈让赵仲去驿站送信给汴梁的寇准，详细说明西北流民的惨状和李继迁反宋的缘由，自己则留在收容所，听流民们讲述更多细节。一个叫拓跋山的党项流民（党项拓跋氏，与李继迁同族），因不愿跟随李继迁反宋，带着家人逃了出来，他告诉赵烈：“李继迁不仅联合契丹，还拉拢了西北的吐蕃部落，现在他手里有好几万人马，占了银州、夏州，下一步就要攻绥州了！大宋派去的军队，大多是中原士兵，不熟悉西北的地形，在横山一带吃了好几次败仗，根本挡不住李继迁的骑兵！”
“横山？”赵烈心里一震，他翻开《五代西北边防记》中的地图，指着横山的位置，“那里是西北的咽喉，后周时专门派了军队驻守，还修了烽火台，怎么会让李继迁轻易通过？”
拓跋山苦笑：“大宋的军队早就撤了！澶渊之盟后，朝廷把西北的精锐都调到了河北，防备辽军，横山的守军只剩下几千老弱，连烽火台都没人看管，李继迁的骑兵一夜就能翻过去，朝廷根本来不及反应！”
赵烈想起雍熙北伐时，大宋因兵力分散导致失败，如今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了防备辽军，忽视了西北的边防，这与五代时后唐因防备契丹而丢了蜀地，何其相似！“糊涂！”他气得拍了桌子，“五代时，多少王朝因‘顾此失彼’而亡？后梁专注于对抗河东，却丢了淮南；后唐专注于伐蜀，却引发邺都兵变；如今大宋专注于辽，却让西北乱了，这是要重蹈覆辙啊！”
傍晚时分，赵仲从驿站回来，带来了寇准的回信。寇准在信中说，宋真宗已知道西北的情况，却因刚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不愿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只派了张崇贵为“陕西都部署”，率军前往西北，同时派李继迁的族兄李继捧去招抚，希望能“和平解决”。
“招抚？李继捧怎么可能招抚得了李继迁？”赵烈看完信，忍不住摇头。他对李继捧有印象——那人是党项族的“软骨头”，早年为了自保，主动将定难军四州献给大宋，被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却在党项族中毫无威信，李继迁根本不会听他的。“这和五代时后晋派使者招抚安重荣有什么区别？安重荣最后还不是反了？”
赵仲小声问：“祖父，那咱们该怎么办？难道就看着李继迁在西北作乱吗？”
“还能怎么办？”赵烈叹了口气，走到窗边，望着西北方向，“老夫已经老了，不能再上战场了，只能把这些事记下来，让后人知道，大宋的西北之祸，不是突然发生的，是朝廷政策失误、忽视边防的结果。你要记住，边疆的稳定，从来不是靠‘议和’或‘招抚’就能换来的，得靠‘安抚’与‘防备’并重，就像后周世宗陛下那样，既给党项人好处，又守住边防，才能长治久安。”
他在《五代西北边防记》的批注中写道：“宋真宗景德三年，李继迁反宋，占银夏，联契丹，西北大乱。此乱非偶然：一者，朝廷弃后周安抚之策，增税夺地，激民怨；二者，澶渊盟后，调西北精锐防辽，边防空虚；三者，用李继捧招抚，选将不当，失党项之心。对比五代：后唐李嗣源抚党项，边境安；后周柴荣守横山，边防固；宋初轻西北，重河北，顾此失彼，终致祸乱。西北多事，非独李继迁之过，实为大宋国策之误，亦为五代‘重边轻内’或‘重内轻边’教训之未吸取也。”
几日后，汴梁传来消息——张崇贵率军抵达西北，却因不熟悉地形，在绥州城外被李继迁的骑兵伏击，损失惨重；李继捧的招抚也彻底失败，李继迁不仅拒绝归顺，还杀了大宋的招抚使，公开宣称要“恢复党项故地”，与大宋抗衡。
赵烈收到消息时，正陪着收容所的流民们种下新的庄稼。他看着刚出土的禾苗，心里满是感慨：“这些禾苗要长成庄稼，需要精心照料；边疆的稳定，也需要朝廷用心治理。五代时，老夫见惯了因治理不善而引发的战乱，如今大宋若还不醒悟，西北的乱局，恐怕会像五代的藩镇之乱一样，愈演愈烈。”
拓跋山走到赵烈身边，手里捧着一把西北的泥土：“老丈，这是俺从银州带来的泥土，俺想把它种在洛阳，等将来大宋收复了银州，俺就带着这泥土回去，告诉俺的子孙，俺们从来没忘记过大宋。”
赵烈接过泥土，轻轻撒在禾苗旁：“会的，一定会收复的。五代时，中原王朝虽乱，却从未放弃过边疆；如今大宋一统，比五代强百倍，只要朝廷能改正错误，重用懂西北的将领，安抚党项百姓，总有一天，能平定李继迁，让西北重归安宁。”
当晚，赵烈在书房里整理《五代秘史》，将李继迁反宋的经过、西北流民的遭遇、大宋的政策失误，一一详细记录。他知道，自己或许看不到西北平定的那一天，但他的孙子赵仲，还有大宋的后人，会带着这些教训，继续努力。而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这些教训，都刻在纸上，留在历史里，让后人不再重蹈五代和宋初的覆辙。
窗外，洛阳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五代西北边防记》上的字迹，也照亮了一个老人对西北边疆的牵挂。赵烈拿起笔，在手稿的最后，写下一行字：“西北不安，大宋难安；边疆不稳，天下难稳——此乃五代留给大宋，最深刻的边疆教训。”
此时的西北，李继迁正站在银州的城楼上，望着远处的横山，野心勃勃；张崇贵则在绥州城外收拢残兵，准备再战；而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仍在朝着中原的方向逃亡，希望能找到一片安身之地。一场围绕西北的战乱，才刚刚开始，而它的根源，早已埋藏在宋初的国策失误里，埋藏在五代边疆治理的教训里，等待着大宋用时间和鲜血去醒悟，去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