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透过医院病房窗户，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空气中投下苍白的光柱。外卖员小张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厚重的石膏，被牵引装置高高吊起，额头裹着纱布，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只有偶尔因疼痛而蹙起的眉头证明着他的生命力。诊断书上写着：左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有轻微脑震荡和多处软组织挫伤。
病床旁，小张年迈的母亲不停地抹着眼泪，父亲则蹲在墙角，双手插进花白的头发里，发出压抑的叹息。飞来横祸，几乎击垮了这个本就并不富裕的家庭。
“就是那辆黑颜色的豪车，太快了…闯红灯…”小张虚弱地重复着，眼神因止痛药的作用有些涣散，“我记得…好像是个很年轻的人开的，头发…有点黄…但后来来的那个警察带来的司机，是个…是个中年人，胖胖的…”
他的叙述断断续续，却指向一个关键疑点——肇事司机可能被“调包”了。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社区里热心的刘大爷提着果篮走了进来。他之前因为保健品诈骗案受过余年的帮助，对这位年轻律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伴也在这家医院住院，他听说小张出事，特意过来看看。
“小张这孩子，可惜了了！”刘大爷看着病床上的惨状，连连摇头，对陪在床边的社区工作人员感慨，“多好的小伙子！咱们社区里，谁家老人有点重物提不动，或者手机弄不明白，在群里喊一声，只要他顺路，一准儿帮忙！尊老爱幼，没得说！怎么就让天杀的给撞成这样！”
他凑近了些，听着小张父母语无伦次地复述着“司机好像不对”的疑惑，刘大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明。他经历过被骗，知道这世道有些人看着光鲜，背地里尽干些龌龊事。
“这里头有鬼！”刘大爷压低声音，语气笃定，“我瞧着就不对劲！哪那么巧，开豪车的富家子撞了人，转眼就换个老实巴交的来顶缸？这不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
他越说越激动，猛地一拍大腿：“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得找余律师！非得余律师这样的能人来管管不可！”
说着，他也不顾小张父母的茫然，掏出他那部老人手机，颤巍巍地翻出存了好久的电话号码，直接给余年拨了过去。
“余律师！是我，老刘！哎哟，出大事了！我们社区那个最好心的小张，送外卖让豪车给撞废了！那开车的王八蛋可能找替死鬼了！您可得帮帮他啊，这孩子太冤了…”
电话那头，余年刚刚结束另一个案件的咨询。听着刘大爷急切而带着愤慨的叙述，他的眉头渐渐拧紧。交通事故，顶包，豪车，富二代……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往往意味着背后交织着财富、权力与对法律的无视。
“刘大爷，您别急，慢慢说，把医院地址和患者名字告诉我。”余年的声音依旧沉稳，但眼神已经变得锐利。他示意旁边的林晓立刻准备记录。
“就在市一院骨科307！孩子叫张弛！”刘大爷忙不迭地回答，“余律师，您可快点来！我怕晚了，那帮人就把手脚做干净了！”
挂断电话，余年迅速起身。
“林晓，带上录音笔和初步的调查笔录表格，我们去市一院。”他一边穿上外套，一边快速吩咐，“一个交通事故，伤者明确指认司机可能被顶包。这里面水可能很深，涉及到危险驾驶、肇事逃逸，甚至妨害作证等刑事犯罪的可能性。”
他的脑海中，《孙子兵法》的“兵贵神速”和《毛选》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浮现。必须尽快介入，在证据被湮灭、证人被影响之前，固定下最关键的事实。
“通知老周，让他尝试搜索一下昨天傍晚，事发地点周边区域的交通监控新闻或者社交媒体上的碎片信息，看有没有路人拍到肇事车辆或司机的蛛丝马迹。还有，查一下那辆黑色豪车的登记信息，虽然对方可能用了套牌或其他手段，但也要试试。”
“明白！”林晓感受到余年语气中的凝重，立刻行动起来。
很快，余年和林晓便赶到了医院。在刘大爷的引荐和小张父母如同看到救星般的目光中，余年走到了小张的病床前。
“张弛你好，我是律师余年。”他声音温和，尽量不惊扰伤者，“关于事故的情况，你能再和我详细说说吗？尤其是你看到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任何细节都可以。”
小张努力地回忆着，破碎的描述与之前的指认相互印证。病房里，维权的希望与沉重的疑云同时弥漫开来。车轮下的疑云，等待着余年去拨开。而这一次，他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民事赔偿，更可能是一场与特权、谎言和罪恶的正面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