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统领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对着虚空，仿佛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对所有人说：
“看到了，很好。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记住今天的感觉。
然后，回去，干我们自己的事。”
他的话语里没有半句指责，也没有半句安慰，只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冷静和坚韧。
众人默默起身，鱼贯而出。
走廊里的光线，让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有些刺痛。
钱副主任的背影，似乎比来时更加佝偻了一些。
林舟走在最后，宋将军与他并肩。
“心里不好受吧？”宋将军低声问。
“是压力，也是动力。”林舟回答，他的声音很平静，“他们走得快，但我们走得稳。
将军，我们的‘天基长城’，才是我们真正的‘静海基地’。”
宋将军重重地点了点头，目光中重新燃起了火焰。
月球上的脚印，在全世界掀起的狂热浪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星条国趁热打铁，接连实施了多次登月计划，每一次都像一场精心编排的盛大演出，不断巩固着他们的全球领袖形象。
然而，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地月之间时，北方的另一个巨人——北极熊，却在另一个赛道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翌年春天，一则消息震惊了世界：北极熊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间站——“礼炮一号”。
如果说，星条国的登月是一场华丽的、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远征，那么北极熊的空间站，则是一种更为务实、更具深远战略意义的“圈地运动”。
消息传来时，林舟正在七号院的地下指挥大厅，与团队进行“北斗”项目第一颗实验卫星的轨道参数推演。
当秘书将这份印着“绝密”字样的情报简报递到他手上时，他只是看了一眼标题，便递给了身边的宋将军。
宋将军接过简报，逐字逐句地读着。
他的眉头越锁越紧。
“礼炮一号”成功进入近地轨道，并且，他们的宇航员已经成功对接，并进入空间站内部，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天的在轨驻留实验。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北极熊已经掌握了在太空中建立永久性前哨站的能力！
登月，去的是一个遥远的、荒芜的星球。
而空间站，就悬在所有国家的头顶上！它是一个永不降落的侦察平台，一个潜在的武器平台，一个进行各种军事和科学实验的太空基地。
放映室里，再一次坐满了熟悉的面孔。
这一次，播放的是通过侦察渠道获取的、关于“礼炮一号”的模糊影像资料和技术分析报告。
钱副主任等人已经不再发言，他们只是沉默地看着。
星条国的登月，让他们感受到了差距；而北极熊的空间站，则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
这种威胁，比月球上的旗帜，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冰冷。
因为，这恰恰是林舟当初规划的“天宫”计划所要实现的目标。
现在，北极熊抢先了。
“他们又走在了前面……”有人低声感叹，语气中充满了焦虑。
林舟看着分析报告上关于“礼炮一号”的轨道高度、结构重量、能源系统等数据，眼神异常凝重。
他知道，北极熊的航天实力一直非常强大，他们在载人航天和长期在轨技术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厚的积累。
“礼炮一号”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太空竞赛的格局。
国际社会的舆论，从之前对星条国的一边倒赞美，变成了对两个超级大国“两极争霸”的激烈讨论。
有的媒体盛赞星条国探索宇宙的勇气，有的媒体则惊叹于北极熊扎根近地轨道的深谋远虑。
报纸上、杂志上，刊登的不是星条国宇航员在月面行走的照片，就是北极熊宇航员在空间站里失重漂浮的画面。
全世界的航天爱好者和评论家，都在激烈地辩论着，到底是“深空探索”更重要，还是“近地空间利用”更有价值。
整个国际舆论场，被星条国和北极熊这两个庞然大物，瓜分得干干净净。
七号院的情报分析小组，奉命整理过去一年，所有国外主流媒体关于航天领域的报道。
几天后，一份薄薄的报告，放在了林舟的办公桌上。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几行字，却比任何厚重的分析都更具分量。
报告总结道：在过去一年全球上千家主流报刊杂志关于航天探索的数万篇报道中，提及星条国航天计划的报道，占比约55%；提及北极熊航天计划的报道，占比约44%；提及其他国家（如欧罗巴联合航天机构）的报道，占比约1%。
报告的最后，是单独的一行字，触目惊心。
“关于龙国航天事业的相关报道：0。”
零。
一个冰冷的、残酷的数字。
仿佛在向他们宣告：在这个由巨人主宰的舞台上，你们的沉默，就是不存在。
那份关于全球航天报道的分析报告，像一片薄薄的、锋利的冰，悄无声息地滑入了七号院的核心。
报告上的那个“0”，没有重量，却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它不像星条国登月或北极熊建空间站那样，带来的是具体的、技术上的震撼与压力，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被世界主流叙事彻底无视的刺痛。
龙国航天，在埋头苦干，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然而在外界看来，这份沉默等同于不存在。
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两个巨人在表演着精彩的对手戏，而龙国，则被遗忘在舞台最黑暗的角落，连一个轮廓都没有。
这种被隔绝于世界之外的窒息感，不仅仅弥漫在七号院。
它像一种无形的孢子，随着星条国登月画面的震撼和北极熊空间站的辉煌，通过各种有限的渠道，飘散在龙国社会的上层空气中，并在一个特殊的群体里，找到了最适宜发酵的温床。
最先发出声音的，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一批自诩为“清醒者”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