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落幕，新国使团即刻着手收拾行囊，为次日启程归国做准备。此次与卡隆国的磋商，虽未完全达成出发时的既定目标，却也并非毫无收获——卡隆国已承诺派遣工程师，为新国的四代机技术研发提供援助。
新国外交部副部长寻到京静时，她正立于庭院的凤凰木下，凝视着火红的花瓣缓缓落入手心。
“公主，返程航程已确认，明日上午十点的航班。”副部长递上行程单，却见京静轻轻摇头。
“我想多留几日，你们先回国向首领复命。”京静语声轻柔，目光望向科理尔市区的方向，“来卡隆国这些天，一直忙于谈判，没能好好看看这个国家。我想四处走走，你们先把合作协议交给我哥，后续我会直接向他汇报。”
副部长虽有些意外，仍点头应下：“那公主务必注意安全，有任何需求随时联系我们的驻卡工作人员。”他心中清楚，京静对此次合作成果实则并不满意，此番留下，既是想多了解卡隆国，也是盼着能寻到新的机会。
使团成员离开后，京静换上了一身便装——简约的白色衬衫配卡其色长裤，褪去了王室的华贵，多了几分学生时代的清爽。她没有动用卡隆国安排的车辆，而是让新国驻卡人员为自己协调了一辆车，带着几名随从，在卡隆国首都科理尔随意穿行。
京静沿着街边缓步而行，像普通游客般打量着科理尔的街景：街角面包店飘出焦糖香气，店主与顾客笑着闲谈；广场上，孩童围着喷泉追逐嬉戏，母亲们坐在长椅上织着毛衣；不远处的书店里，陈列着卡隆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书籍，封面上的战士眼神坚毅。这一切，让她不由想起在瑞士读书的日子——同样是安静的街道、平和的人群，氛围却截然不同。
她曾在瑞士的课堂上，听教授阐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在日内瓦的街头，见过民众举着标语游行抗议。那时她总以为，民主就该是西方的模样：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街头运动……回到新国后，她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如今来到卡隆国，又见到了第三种模样——这个摆脱殖民统治仅数十年的国家，虽曾内乱频发，却渐渐稳住了局势。更难得的是，这个曾长期贫穷落后的国家，在福克兰政府的带领下，短短几年便实现了军事突破，经济也飞速发展，民众脸上满是对未来的笃定。
京静走进一家咖啡馆，点了杯当地特有的薄荷茶。邻桌两位老人正聊着卡隆国的变化，一位说“十年前买台电视机都得靠进口，现在咱们自己的工厂就能造”，另一位笑着接话“上次孙子说想当航空工程师，研发更先进的战机，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没有华丽辞藻，话语里却满是对国家发展的自豪。
握着温热的茶杯，京静忽然想起在瑞士时，一位非洲同学曾对她说：“很多西方人总说民主只有一种模式，可他们忘了，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都不同，就像非洲草原种不了欧洲郁金香，新国的困境也没法用瑞士的方法解决。”那时她尚不能完全理解，如今看着卡隆国的街景、听着民众的对话，忽然豁然开朗——民主从不是单选题，无关政党数量，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为民众谋福祉、能否带领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以及民众是否支持当下的政府。新国，也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像邻居夏国那样。
接下来的几天，京静走遍了科理尔的图书馆、学校与工业区，也和不少卡隆国人聊过天。看着卡隆国新生代对政府的认可、工业区的繁忙景象，以及老人们交谈时脸上的笑容，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触动。
这触动，让她忍不住想起新国的现状：西方制裁让诸多行业举步维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发展缺乏活力、进度缓慢，不少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
京静的记忆里，始终存着一片不会融化的雪。那是她十二岁的冬天，在瑞士日内瓦的寄宿学校，清晨推开宿舍窗，阿尔卑斯山余脉裹着皑皑白雪，将整座城市衬得像块剔透的水晶。管家送来父亲的信，信里写着“新国的冬天也下雪了，只是路上的泥坑冻成了冰，百姓出门要裹三层厚布”。她攥着信纸站在窗前，第一次意识到，同一片天空下的冬天，竟会如此不同。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不同”会成为往后半生反复思索的命题。在日内瓦的课堂上，历史老师用幻灯片展示西方各国的议会大厦，说“民主是让每个公民都能发出声音”；经济学教授列举西方国家的Gdp增长曲线，说“富裕是民主制度结出的果实”。坐在课堂里的她，悄悄埋下一个念头：等自己长大，一定要把这些“好东西”带回新国，和哥哥一起让百姓过上像瑞士人那样的日子。
于是，她成了图书馆里最勤奋的学生，从《论法的精神》读到《民主主义与教育》，从西方议会制研究到福利国家政策，笔记记满了整整二十个笔记本。周末时，她会去日内瓦湖边的广场，看民众举着标语进行和平游行，听街头艺人弹唱关于自由的歌谣；也会去当地的社区服务中心，看志愿者为移民提供语言培训，看老人在公园里悠闲喂鸽子。每一次观察，都让她对“民主”与“富裕”的向往更深一分。
毕业前夕，哥哥从新国打来电话，声音比几年前沉了些：“小静，回来吧。新国需要你。”那时的新国刚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西方制裁像张密不透风的网，粮食短缺、工业停滞。京静没有犹豫，收拾好行李，告别了生活十年的瑞士，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机场外的道路坑坑洼洼，路边广告牌上“永远跟随领袖”的标语被风吹得卷了边。京静跟着哥哥的车队穿过市区，看到民众的欢呼，也看到穿着旧衣服的孩子，更看到了祖国工业的落后。她忽然发现，课本里的理论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条比阿尔卑斯山更难跨越的鸿沟。
回到新国后，京静成了哥哥的特别助理，负责制定民生与教育政策。她想参照瑞士的福利制度，却发现新国财政根本无力支撑；想在农村推广义务教育，又苦于没有足够的教师和校舍；试图推动议会改革，让更多基层代表进入决策层，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每一次尝试，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却无处使。
有一次，她去南部贫困县考察，看到一位母亲抱着营养不良的孩子站在路边，目睹了农村的贫瘠。她眼眶通红地问：“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到不了这里？”随行官员叹了口气：“公主，新国的问题太复杂了。西方的办法，在咱们这儿行不通啊。”
那一夜，京静在县城招待所里哭了很久。她想起在瑞士时教授说的“政策的生命力在于符合国情”，那时她不懂，如今才明白，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直接照搬——就像在瑞士长势喜人的郁金香，种在新国的土地上，只会因气候不适而枯萎。
日子一天天过去，十年光阴像指间的沙悄然流逝。在京家三兄妹的努力下，新国总算有了些起色：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建起了小型工厂，部分农村通了公路。但西方的制裁从未停止，高端技术封锁、国际贸易壁垒，让新国的发展始终步履维艰。京静看着哥哥日渐增多的白发，心里既着急又无力。
直到接到出访卡隆国的任务，京静才终于有了新的期待——她想好好看看这个国家。出发前，她翻遍了关于卡隆国的资料：这个国家和新国一样，独立后也曾面临经济困境，过去民众的生活甚至比新国人更苦。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短短几年里实现了工业发展与军事突破，甚至研发出自己的六代战机、卫星系统与核武器。“一个和新国处境相似的国家，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带着这个疑问，京静登上了前往科理尔的飞机。
初到卡隆国，京静最先感受到的是风的温度——不像新国的风那样带着寒冷的粗粝，科理尔的风是热烈的。车队驶入市区时，她忍不住打开车窗，看着路边的景象：干净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穿着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走在人行道上，商场橱窗里陈列着卡隆国本土生产的电器。最让她惊讶的是，路边公告栏上贴着政府的财政收支明细和民生项目进展，过往民众会停下脚步认真查看，偶尔还会在意见簿上写下建议。
“卡隆国也搞民主？”京静忍不住问身边的新国驻卡外交人员。对方点头答道：“卡隆国的议会里，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还有知识分子代表。但他们的民主不是西方那样的——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把国家建设好。主要决定权还是在总统手中，和西方不一样。”
在卡隆国的日子里，除了参与谈判，京静把更多时间花在了走访调研上。她想为新国找到一条强大之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处处受制于人。
有一次，京静在社区遇到一位曾在日落国留学的卡隆国官员。对方告诉她：“我在日落国时，也觉得西方的民主很好。但回国后才发现，卡隆国百姓最需要的不是街头游行，而是能吃饱饭、能看上病、能让孩子上学。所以我们走了自己的路，让政策惠及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