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寒风不仅吹拂着西北的戈壁，也裹挟着来自大洋彼岸的混乱讯息。
美洲，特别是美国本土，对日开战的怒火在民间迅速演变为一股盲目的仇恨浪潮。
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许多在美亚裔的面孔被简单粗暴地归为“敌人”。
小鬼子们似乎早有预感，其核心的财阀、精英学者和技术骨干，
早在战端开启前或战争初期，就已通过各种渠道悄然撤离，返回本土。
被留在美国的，大多是底层的移民、小商贩和少数来不及撤离的普通职员。
然而，愤怒的民众往往无法细致区分。
悲剧和冲突由此滋生。
走在街上的华人，仅仅因为相似的东亚面孔，便无端遭到辱骂、殴打，甚至店铺被砸。
“他们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
“他们觉得我们都一个样！”
类似的愤懑与恐慌在华人社区迅速蔓延。
国内的军队在战场上，尤其是在华北接连取得的胜利，以及“东山”体系展现出的惊人潜力，
通过隐秘渠道和海外华文报纸的渲染，极大地提振了海外华侨的底气。
他们不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母国的游子，腰杆挺直了许多。
面对不公和的迫害，忍耐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当有暴徒试图冲击唐人街时，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居民不再是温顺的羔羊，而是拿出了猎枪、棍棒，依托街垒进行了坚决的自卫。
小鬼子留下的那些浪人团体更不是善茬，下手狠辣，使得冲突不断升级。
美国多个城市的街头，一时间陷入了奇怪的混战局面：
有的是白人暴徒攻击亚裔，有的是亚裔群体自卫反击，
有时甚至演变成不同帮派和族群之间的乱斗，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这种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使得许多安分守己的华侨深感不安，
萌生了返回正在浴火重生的祖国的念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听归国的途径，变卖资产，准备举家迁徙。
而这股弥漫的混乱与动荡，
恰恰为一直活跃在美洲的“东山”猎头组织和秘密行动部队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在“掌柜”们的精密策划下，借助华人群体大规模准备回国的潮流，
他们悄无声息地“接触”并“邀请”到了大量此前难以企及的高层次人才。
包括对美国政府失望的顶尖工程师、受到排挤的犹太裔科学家，
乃至一些在混乱中能够被“转移”的关键技术领域的专家。
行动异常顺利。
在当局被街头冲突和治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际，
这些宝贵的目标被以各种身份伪装，通过早已安排好的秘密通道，
一批批地被转移出了美国本土，目的地是南美洲预先设置的几个中转基地。
最终传到太行山基地的消息明确而紧迫：
已成功“收获”大量高级人才及关键技术资料，目前人员正集中在南美某地休整与编组。
下一步，他们将搭乘伪装成商船的运输工具，绕道澳大利亚以南海域，
择机前往印度洋，最终计划在波斯湾或印度某个隐蔽地点登陆。
此后，队伍将走陆路穿越中亚，最终进入新疆。
电文的最后是重复的请求与希望：
“人才及资料将立即从南美启程，路线漫长且险，望基地务必提前协调，
派出得力人员于新疆接应，确保此批‘特殊物资’万无一失。”
柯明义放下电文，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
手指从南美划过浩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最终落在新疆的边境线上。
他深吸一口气，对左玉波说道：
“给谢毅峰发电，让他的人不要撤回来，休整补充后，准备再次西进。
告诉他，有一批比黄金还要珍贵万倍的‘货物’，正在跨越半个地球来找我们，他必须像守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把这批‘货物’一个不少、一页纸不漏地，安全带回来！”
时间在流逝，谢毅峰将美洲的人才一批批地带回来。
与欧洲学者们往往带着深厚的理论积淀和系统性的实验室经验不同，
从美洲归来（或“被邀请”来）的这批人才，身上带着更浓厚的“新大陆”气息，
他们更注重实用技术，更熟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流程管理，思维也更加灵活甚至大胆。
然而，人才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虽然配备了翻译，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沟通障碍依然存在。
三大基地不得不紧急开办了更多的语言速成班和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中外技术人员“结对子”。
其次，是生活安置和思想工作的压力骤然增大。
这些来自美洲的人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国内乃至欧洲都有差异，
对根据地的艰苦条件和严格纪律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左玉波领导的管理委员会工作量翻了几番，不仅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还要细致地做好解释和引导工作，确保他们能安心留下来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保密和安全的压力。
如此大规模的人才引进，不可能完全瞒过各方势力的耳目。
日军特务、国民党军统、乃至其他势力的眼线，都加强了对相关区域的渗透和侦察。
“东山”体系的内卫部门和根据地的安保力量不得不再次升级安防措施，开展新一轮的反间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