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明义的方案，虽然各方仍有小算盘，但在“打通通道”这个最紧迫的目标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更重要的是，谁都不希望别人独吞，又怕夜长梦多，最终勉强接受了这个“共管”框架。
联合讨逆军迅速组建。中央军出动了一个精锐师，八路军派出了能征善战的部队，晋绥军、桂军也象征性地派了骑兵团。兵锋直指西北三马。
头铁的马步芳，脑子一抽，抢了苏联车队，正搂着那些还没拆封的武器箱做美梦呢，联合讨逆军的枪口就已经顶到了他的脑门上。
他本以为凭着自家纵横西北的骑兵，加上刚到手的新家伙，怎么也能扛一阵子，说不定还能让那些关内来的“老爷兵”吃个大亏。可他错了，错得离谱。
战斗在戈壁滩上打响。马家军的骑兵还想着像以前那样，挥舞着马刀，嗷嗷叫着冲阵。可还没等他们冲到跟前，劈头盖脸就砸过来一阵迫击炮弹，紧接着是“东山造”半自动步枪刮风一样的子弹。
马匹在爆炸中惊惶嘶鸣，骑兵像割麦子一样倒下。那些抢来的苏式转盘机枪，他们压根不会使，有的连油布都没撕开，就成了联合部队的战利品。
这仗根本没得打。马家军那套对付小股敌人和老百姓的蛮横劲儿，在真正的正规军面前，尤其是憋着一股劲、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面前，不堪一击。
不到一个月，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北三马就彻底垮了台。马步芳本人想跑，结果被手下反水捆了，献给联合军邀功，最后死得不明不白。马鸿宾和马鸿逵也好不到哪儿去，乱军之中被打成了筛子。
被抢走的苏援物资，大部分被追了回来，虽然有些已经被糟蹋了，但总算物归原主。
战事结束后，联合委员会迅速成立。表面上，委员会里有重庆、延安、晋绥等各方代表，吵吵嚷嚷。
但实际运作中，由于“东山”方案的技术性和“共管”特性，使得掌握着技术标准、管理方法和资金渠道的“东山”体系代表，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
在“东山”派出的技术人员指导下，通往苏联的公路被加固、拓宽，沿途设立了标准化的兵站和仓库。甘肃的钨矿、宁夏的煤矿开始采用新法开采，产品大部分被“东山”用武器、药品和工业品换走。
延安利用地理之便，派遣大量政工干部和基层人员进入三马旧地，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潜移默化地扩大影响力。重庆方面则努力安插官僚，试图控制行政系统。
表面上，西北进入了短暂的“共管”平静期。但水面之下，新的渗透与竞争才刚刚开始。不过，那条宝贵的援助通道，总算是彻底畅通了。
满载物资的苏联卡车，终于可以毫无阻碍地驶向抗战的前线和大后方。
三马覆灭的消息像长了脚的野风，几天工夫就刮遍了西北的黄土塬和戈壁滩。起初，老百姓是懵的，然后是解恨，最后，那点藏在骨头缝里的盼头，才一点点活泛起来。
在兰州城，消息传开那天，街面上静得出奇。茶馆里，人们交换着眼神，声音压得低低的。
“听说了吗？马步芳……没了。”
“还有马鸿逵、马鸿宾，三个一块儿，叫联军的炮火轰没了！”
“该！老天爷开眼！”一个老汉把茶碗顿在桌上，手有点抖，“我家三亩水浇地，就是叫他们强占了去修什么庄园！我儿上去理论，叫马家的兵打瘸了腿！”
他眼圈红了，旁边的人默默给他添上水。马家军在西北盘踞几十年，抽丁、派粮、强占土地，坏事做尽，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只是过去刀子快，没人敢吭声。
城外河州一带，曾是马步芳的老巢。联军开过来的时候，不少庄户人吓得往山里跑，怕又是军阀混战，殃及池鱼。可没过几天，有人大着胆子回村看，发现情况不一样。
联军士兵没抢东西，反而在清理被马家军破坏的水渠。一个穿着灰布军装、像是长官的人，操着外地口音对围观的村民喊话：“老乡们，别怕！马步芳祸害百姓，已经被正法了！我们是抗日联军，不打老百姓，以后这渠，大家一起用，把地种好！”
村民们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马家那气派森严的宅院被贴上封条，里面搜刮的金银财宝、粮食布匹一车车拉出来，部分当场分给了最穷苦的人家，大家才渐渐信了。
在宁夏，反应更直接些。马鸿逵的兵败如山倒，他设在各地的税卡瞬间空了。有那胆子大的盐贩子，试探着赶着驼队走过以前绝不敢碰的关卡，发现真的没人拦着要钱要粮了，激动得对着空旷的戈壁滩嚎了两嗓子。
一些乡镇上，过去被马家欺压得活不下去、只能躲藏起来的人，慢慢走了出来。他们看着街上巡逻的、军容截然不同的联军士兵，眼神里有了点光。有读过几天书的老先生，偷偷对家里人说：“看样子，是真要变天了？”
当然，也有不安。几十年了，西北就是马家的天下，换一拨人来，能好吗？会不会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尤其是一些与马家势力有千丝万缕牵连的部族头人、小官吏，更是提心吊胆，观望着风向。
但无论如何，压在头顶最沉的那块大石头，终究是碎了。联军的告示贴了出来，宣布废除马家的一系列苛捐杂税，鼓励恢复生产，还提到了要组织修路、开矿。
普通百姓不懂什么“共管”，什么“联合委员会”，他们最朴素的感受是：那些骑在头上拉屎的阎王没了，日子，似乎有了点能往下过的指望。
地里的麦子该锄了，羊圈里的羔子该接了，活下去的本能，很快冲淡了最初的震惊和惶恐。
西北大地，在血与火的洗礼后，带着伤痕和一丝微弱的新生希望，艰难地喘过一口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