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冬,中国大地虽然战火纷飞,但一股看不见的热潮,正从海外向国内汹涌回流。
报纸上不再是清一色的溃败和沦陷,开始出现“安顺场国军挫敌锋”、“晋绥军巧用地雷战”甚至“神秘技术手册助阵”这类消息。
这些零星的好消息,像火柴一样,划亮了海外游子心中积压已久的憋屈和渴望。
码头上,一批批穿着西装或学生装的年轻人,提着皮箱,眼神坚定地走下轮船。他们不再是战战兢兢的避难者,而是工程师、机械师、医生、化学家…他们是回来救国的。
“李工,真想好了?美国通用电气那边待遇那么好…”一个送行的朋友还在挽留。
被称为李工的青年推了推眼镜,看着远处残破的码头和隐约传来的警报声,语气平静:“那边待遇再好,造的东西也不是打鬼子的。家里都在流血了,我还在外边给人拧螺丝,我睡不着。”
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机械的李文斌,刚下船就被阎锡山派来的人“抢”走了,直接塞进太原兵工厂,负责改进那老是炸膛的“没良心炮”筒子质量。
美国麻省理工回来的化学博士陈念祖,没去南京报到,反而一头扎进了广西的山沟里——李宗仁白崇禧开出天价薪水,求他解决黑火药不耐潮的问题,好让桂军的土地雷雨天也能响。
更多的医学生,背着简陋的药箱,直接奔赴前线野战医院。国外的外科技术、消毒理念,哪怕能多救活一个伤员,都是值得的。
钱也跟着人回来了。
南洋的华侨富商陈嘉庚,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的募捐,巨额的美元、英镑换成了一船船的药品、纱布、电台零件和珍贵机床,想尽办法绕开日军封锁运进来。
旧金山的老华侨刘伯,卖掉了经营半生的洗衣店和房子,把所有钱换成国内奇缺的百浪多息,托人带回去,只说了一句:“给我最需要的队伍,打鬼子的队伍!”
光是1934年下半年,侨汇和捐赠总额就超过了之前三年的总和。这不是施舍,是亲人往家里寄救命钱。
更有那胆大又有实力的,直接回来办厂。
上海租界里,“南洋兄弟橡胶厂”的牌子挂了起来,老板是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机器设备全是国外运来的,日夜不停生产胶底军鞋,比草鞋耐磨,还不怕泥泞。
武汉,“华新制药厂”开工了,老板是德国回来的药学专家,实验室里试制的磺胺粉虽然纯度不高,但能消炎,前线急需,一生产出来就被各方势力抢购一空。
广州、长沙、重庆…一个个生产手电筒、电池、绷带、压缩干粮、甚至简易防毒面具的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可能设备简陋,产量不高,但生产的每一样东西,都直奔着一个目标:前线。
这股“技术救国”的浪潮,无声却有力。它带来的不只是几杆新枪、几盒药,更是一种信念:中国还没输,还有人在努力,还有希望。
这些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技术和资金,像一颗颗铆钉,正在艰难地,把这个破碎的国家,重新铆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