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强硬旨意如同尚方宝剑，让陈远在应对士绅抵抗时有了更足的底气。历城县赵家被抄家问罪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三省，极大地震慑了那些企图暴力抗法的豪强。一时间，明目张胆的武力对抗明显减少，数据司的清丈小组在各地的推进阻力似乎小了许多。
然而，陈远和李定国、沈炼都清楚，表面的顺从之下，是更加暗流涌动的抵抗。士绅集团经营地方数百年，其势力根深蒂固，绝不会因一次挫折而轻易放弃。他们迅速转变了策略，将战场从田间地头的武力对抗，转向了更为隐蔽、也更为凶险的舆论和政治层面。
一股针对清丈田亩和陈远个人的舆论风暴，开始在三省乃至京城悄然酝酿。
首先是在士绅阶层控制的茶馆、酒楼、书院等舆论场所，开始流传各种诋毁清丈政策的言论。他们将清丈田亩污蔑为“暴政”，是“朝廷欲夺民之恒产”，是“陈远为邀功媚上，行聚敛之实”。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恐吓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声称一旦清丈完成，所有土地都将加税，无人可以幸免。
“听说了吗？数据司那帮人，量地不止量大小，还要分上中下等！以后下等地也要按上等地交税啦！”
“可不是嘛！说是均平赋税，最后还不是想办法从咱们口袋里多掏钱？这陈远，就是个酷吏！”
“他弄那个什么KpI，把官员逼得够呛，现在又来折腾我们士绅，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夺了我们读书人的功名了？”
种种流言，言之凿凿，仿佛亲见，在民间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和抵触情绪。一些原本对清丈抱有期待的自耕农也开始犹豫观望，生怕“均平赋税”变成“普遍加税”。
与此同时，在朝堂之上，那些与士绅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也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不再直接反对皇帝支持清丈的决策，而是采取更加迂回的方式。有的上书弹劾数据司清丈人员“借机骚扰乡里”、“测量不公”、“逼死人命”（其中不乏夸大或捏造）；有的则从宏观层面质疑清丈政策的可行性，忧心忡忡地表示“恐伤国本”、“动摇民心”；更有甚者，将陈远在地方遇到的抵抗，歪曲成“民怨沸腾”的证据，暗示其“治理无方”、“激化矛盾”。
这些舆论和弹章，如同绵绵阴雨，虽然单份力量不大，但汇聚起来，却足以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不断侵蚀着皇帝和朝野对新政的信心，也试图将陈远孤立起来。
面对这新的挑战，陈远意识到，如果不能掌握舆论的主导权，不能赢得广大百姓尤其是自耕农的理解和支持，清丈工作必将举步维艰，甚至可能功亏一篑。
“他们想在舆论上打败我们，那我们就奉陪到底！”陈远在总督衙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民心战场！”
他制定了一系列反击策略：
第一，数据透明，宣传下乡。他命令数据司，将清丈田亩的政策初衷、具体标准、赋税折算方法（明确告知清出隐匿田产主要用于降低原有纳税田亩的税率，总体不增加税负），以及像赵家这样隐匿田产、转嫁税负的典型案例，编写成通俗易懂的《清丈告民白话书》，印制数千份，由数据司成员和新军识字的士兵组成宣传队，深入各县乡村，在集市、村口等公共场所，大声宣读、张贴、讲解，务必让政策原意直达基层百姓。
第二，树立典型，分化瓦解。对于在清丈中积极配合、并确实因政策而减轻了税负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由地方官府给予公开表彰，甚至给予“纳税模范”之类的荣誉，并将其事迹广为宣传。让事实说话，让受益者说话，打破士绅的话语垄断。
第三，严查谣言，打击首恶。命令沈炼的夜不收，密切监控各地舆论动向，追查恶意谣言的源头。对于查实的确系故意造谣、煽动对抗的士绅头面人物，收集其不法证据，选择时机，进行精准打击，揪出几个幕后操纵舆论的黑手，公开处置。
第四，借力打力，争取盟友。陈远亲自写信给朝中一些较为开明、同样担忧国事的官员，以及部分在野的清流名士，向他们详细解释清丈田亩对于挽救国家财政、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争取他们的理解乃至支持，在朝堂舆论上形成制衡。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舆论攻防战，在三省之地激烈展开。数据司的宣传队与士绅控制的舆论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乡间市井，常常可见一方在宣讲政策，另一方就在不远处散播谣言，双方甚至会发生口角争执。
然而，随着宣传的深入和几个配合清丈而切实减负的农户典型被树立起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政策的利弊。当数据司人员拿着弓尺，当着众多村民的面，丈量出某位士绅实际拥有的、远超册籍登记的土地时，那种视觉冲击力和事实说服力，是任何谣言都无法比拟的。
民心，这杆最公正的秤，开始慢慢向着陈远和新政倾斜。士绅集团试图依靠舆论绞杀清丈的图谋，遭遇了强有力的阻击。但陈远知道，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更大的风暴，或许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