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远的退让，是策略性的，也是在强大证据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他将皮球，又一次，重重地踢回给了张伟。
证明吧！证明她真的从未有过任何接触风险信息的机会！
法庭内，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张伟身上。
灼热，审视，带着对未知的期待。
包括三江所的周明，此刻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的张伟。
李明远检察官的退让，无疑为这场原本看似已成定局的审判，注入了巨大的变数。
他虽然坚守着“有罪”的最后防线，但这扇通往“无罪”的大门，已然被张伟撬开了一条缝隙。
成功的曙光，前所未有地清晰。
此刻，法庭的焦点，万众的瞩目，尽数系于张伟一人。
他，将如何回应这最后的挑战？
张伟的面容依旧平静如水，深邃的眼眸中不起丝毫波澜。
仿佛李明远刚才那番精心组织的诘问，不过是预料之中的棋路，早已在他的算计之内。
一切，仍在掌控。
他敏锐地捕捉到李明远话语中的每一个逻辑节点，以及其背后隐藏的策略意图。
公诉人的应变能力，确实值得称道。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依旧能迅速调整策略，试图从程序和认知层面寻找突破口。
张伟的内心，冷静地评估着对手的每一步棋。
关于‘基本注意义务’的辩驳，这在意料之中。
在主要证据链已经倾向于我方时，这是控方必然会强调的程序性抗辩，试图模糊焦点。
但这并不足以动摇我方已经建立的证据优势，瓶体本身的极端危险性与污染的隐蔽性，才是本案的核心事实。”
真正的关键，在于他提出的第二点：王游卿是否曾有机会接触农药安全信息，以及农资店是否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
这的确是控方在现有证据体系下，唯一可能寻找到的、能够对我方‘认知缺乏’论证构成实质性挑战的薄弱环节。
公诉人确实有点东西！
如果无法彻底排除这两个疑点，那么我所构建的‘认知常态’与‘科学真相’之间的鸿沟，其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过失的标签，或许依旧难以完全剥离。
但这恰恰是我预设的战场！
在庭审策略的制定阶段，我就已经将控方可能进行的所有反制措施，都纳入了考量范围。
这两个所谓的关键疑问，不过是我早已准备好的、用以彻底终结这场辩论的最后两张牌。
接下来只需要让两位关键证人出庭，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本案的结束！
届时，真相将如拨云见日，王游卿的清白，也将大白于天下。
一瞬间的思索过后，张伟平静地迎向李明远审视的目光，随即从容地转向审判长席。
“审判长，针对公诉人刚才提出的两点质疑，辩护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事实。”
他的声音清晰而自信。
“为此，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申请通知两位证人出庭作证。”
“第一位证人，是江城市兴农农资经营部的店员，李四。他将就该店销售农药时，是否提供《购买告知书》的情况进行说明。”
“第二位证人，是上诉人户籍所在地，赵家村的村委会主任，赵长山。他将就近年来赵家村是否组织过农技安全培训的情况进行说明。”
审判长与两位审判员简单合议后，点头同意。
“准许辩护人申请。”
“传证人李四到庭！”
很快，一个穿着朴素、神情有些紧张的中年男人，在法警的引导下走上证人席。
他正是农资店的店员李四。
经过身份核实和告知权利义务后，张伟开始发问。
“李四，请你告诉法庭，你所在的兴农农资经营部，在销售像‘敌杀死’这类农药时，是否会向购买者提供《购买告知书》或类似的书面风险提示？”
李四紧张地搓了搓手，看了一眼公诉席，又看了一眼张伟，最后目光落在审判长身上。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发颤，但还算清晰。
“报告法官…没有…从来没有过…”
“我们店里，老板图省事，都是直接拿旧瓶子分装了卖，哪里搞过什么告知书……”
“别说告知书了，连个正经标签有时候都懒得贴，就拿笔写个名字…”
李明远立刻追问：“你确定是‘从来没有’？任何时候都没有？”
李四被检察官审视的目光看得更加紧张，但还是用力点头。
“真没有！我敢发誓！我们店里柜台上面装了个监控，虽然是防小偷的，但也能拍到柜台前面。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调监控看，卖东西的时候，我或者老板，绝对没给过任何人那种纸！”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小人物的笃定和急于撇清关系的味道。
监控！这个细节让李明远的眉头再次锁紧。
张伟：“我的问题问完了。”
审判长：“公诉人是否需要对证人发问？”
李明远沉默片刻，摇了摇头：“暂时没有。”
李四如蒙大赦，被法警带了下去。
“传证人赵长山到庭！”随后，一位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脸上刻满皱纹的老者，走上了证人席。
他是赵家村的村长，赵长山。
同样履行完法定程序后，张伟问道：“赵村长，请问，近年来，赵家村是否组织过关于农药安全使用、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农技培训？”
赵长山显得比李四更自在一些，毕竟是村里主事的人。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
“培训？哪有什么培训哦。”
“俺们村里，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剩下的大多是老人，连智能手机都不怎么会用。”
“村里开个会，通知个事，都得挨家挨户去喊。”
“政府倒是说过要搞什么农技培训，但俺们村没那个条件。”
“也没人来教俺们这些老东西咋弄。”
“俺们就知道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种地法子。”
李明远听着村长的回答，眉头越皱越紧。
他站起身，语气带着一丝质问。
“赵村长，国家有政策，要求基层组织开展农技推广和安全教育！”
“为什么你们村没有执行？”
赵长山被检察官的气势吓了一跳，但还是硬着头皮辩解。
“李检察官，俺知道有政策。”
“可政策好是好，得有人来落实啊。”
“俺们村里没文化的老人多，政策文件俺们也看不懂。”
“也没个大学生村官啥的来帮衬。”
“俺们这些老家伙，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些新东西，俺们真是不懂，也教不了。”
他叹了口气，显得很无奈。
“俺们村王氏…她就是个苦命人，大字不识几个。”
“平时连镇上都很少去。”
“外面的事，一点都不知道。”
李明远看着赵长山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以及他眼中真实的困惑和无奈，内心一股无名火涌了上来。
他气的是政策为何在最需要的地方难以落地，气的是这种普遍的无知背后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但这份怒气，最终只能压在心底。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村长的证言，配合之前的社会调查报告，几乎坐实了王游卿所处环境的信息闭塞和普遍认知不足。
再结合农资店员的证言，销售者确实也未尽到任何告知义务。
他提出的两个关键质疑点，都被证人证言直接打脸。
这让他的“认知”辩护显得越发苍白无力。
“公诉人，是否还有问题？”审判长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