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1年（升平五年，辛酉年）
春天一月，朝廷来了波大赦天下，大家都松了口气。
刘卫辰跑去抢了前秦边境五十多名老百姓，当奴婢献给前秦。苻坚可不乐意了，狠狠责备他，让他把人都放回去。这刘卫辰一气之下，直接跟前秦翻脸，转头抱了代国的大腿。
东安简伯郗昙去世。二月，朝廷让东阳太守范汪掌管徐、兖、青、冀、幽五州军事，还兼任徐、兖二州刺史。
平阳有人带着全郡投降前燕。前燕派建威将军段刚当太守，还让督护韩苞带兵一起守平阳。
有个叫丁进的方士，在前燕皇帝慕容俊面前挺得宠。这家伙想巴结太宰慕容恪，就撺掇慕容恪去杀太傅慕容评。慕容恪一听，火冒三丈，直接上奏把丁进抓起来砍了。
高昌挂了，前燕河内太守吕护收编了他的人马，还派使者来东晋投降，东晋封吕护为冀州刺史。这吕护打算拉着晋兵去偷袭邺城。三月，前燕太宰慕容恪带着五万大军，冠军将军皇甫真领着一万兵马，一起去收拾吕护。燕军到了野王，吕护龟缩在城里死守。护军将军傅颜着急，想赶紧攻城，觉得这样能省事儿。慕容恪却说：“这老狐狸经历的事儿多着呢，看他那守备，不好一下子攻下来。之前攻黎阳，死了好多精锐，最后也没打下来，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吕护这家伙，城里没粮草，外面没救兵，咱只要挖深沟、筑高垒，稳稳守着，让士兵们休息休息，再离间他的手下。这样咱不费啥劲儿，他的处境就越来越难。不出一百天，肯定能拿下，何必为了快点儿赢，让士兵们白白送死呢！”于是就围着城不进攻。
夏天四月，桓温让他弟弟黄门郎桓豁掌管沔中七郡军事，还兼任新野、义城二郡太守，带兵拿下许昌，打败了前燕将领慕容尘。
前凉骠骑大将军宋混病得不行了，张玄靓和他祖母马氏去看他。马氏说：“将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孤儿寡母可咋办呀？想让林宗接您的班，行不？”宋混说：“我儿子林宗年纪小，担不起这大任。殿下要是还瞧得起我们家，我弟弟宋澄处理政事比我强，就是性子可能有点儿慢，遇到事儿反应不够快。殿下要是多督促他，应该没问题。”宋混又告诫宋澄和几个儿子：“咱家人受了国家大恩，得拿命报答，别仗着权势地位就目中无人。”见到朝廷大臣，也都叮嘱他们要忠诚。等宋混去世，连路人都忍不住掉眼泪。张玄靓就让宋澄当领军将军，辅助处理政务。
五月丁巳日，皇帝驾崩，没留下子嗣。皇太后下令说：“琅邪王司马丕，那可是中兴正统，论声望、地位，没人能比得过他，就让他继承皇位！”于是百官备好车驾，去琅邪王府接他。庚申日，司马丕登基，接着大赦天下。壬戌日，改封东海王司马弈为琅邪王。秋天7月戊午日，把穆帝葬在永平陵，给他上庙号为孝宗。
前燕军队把野王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派将领张兴出城迎战，结果被傅颜一刀砍了，城里形势越来越危急。皇甫真告诫手下将领：“吕护眼看要完蛋，肯定会找防守薄弱的地方突围。咱这儿士兵不少身体弱的，武器装备也不咋精良，得小心防备着。”于是让人多准备盾牌，还亲自检查夜里巡逻的情况。吕护粮食吃完了，果然趁夜带着精锐往皇甫真这边突围，结果没冲出去。太宰慕容恪带兵杀过来，吕护的人几乎死光了，他自己扔下老婆孩子，逃到荥阳去了。慕容恪安抚投降的百姓，给他们发粮食，还把当地的士人、将帅迁到邺城，其他人爱干啥干啥。还任命吕护的参军广平人梁琛为中书着作郎。
九月戊申日，立王妃王氏为皇后，这王氏是王蒙的女儿。穆帝的何皇后改称穆皇后，住在永安宫。
前凉右司马张邕看宋澄独揽大权不爽，起兵攻打宋澄，把他杀了，还灭了他全家。张玄靓让张邕当中护军，叔父张天锡当中领军，一起辅助朝政。
张平去攻打前燕的平阳，杀了段刚和韩苞，又去打雁门，杀了太守单男。后来被前秦攻击，张平又赶紧向前燕道歉求救。前燕觉得这家伙反复无常，没搭理他，张平就被前秦灭了。
乙亥日，前秦大赦天下。
徐、兖二州刺史范汪，一直被桓温看不顺眼。桓温准备北伐，让范汪带兵从梁国出发。冬天十月，范汪因为没按时到达，被撸成老百姓，从此被废，最后死在家里。他儿子范宁，特喜欢儒学，性格直爽，他觉得王弼、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大。有人觉得他说得太夸张。范宁说：“王弼、何晏他们抛弃经典，无视仁义，整天说些没用的空话，把年轻人都带坏了，搞得那些士大夫都跟着学坏，礼崩乐坏，中原都沦陷了。他们留下的坏风气，到现在还在害人。夏桀、商纣也就一时残暴，顶多把自己国家搞没了，给后人当个教训，哪能像王、何二人这样，把老百姓的思想都带歪呢！所以我觉得一时的灾祸算轻的，世代流传的祸患才严重，自己犯错事儿小，带坏众人的罪过才大。”
吕护又反水了，跑去投奔前燕。前燕居然原谅他，还封他为广州刺史。
前凉的张邕那是越来越膨胀，专权不说，还乱杀人，搞得国内百姓怨声载道。张天锡的亲信敦煌人刘肃对张天锡说：“咱国家这事儿还没完呢！”张天锡问：“咋说？”刘肃说：“现在张邕进出的架势，跟之前的长宁侯一模一样。”张天锡一惊，说：“我早就怀疑他了，一直没敢说。咋办？”刘肃说：“赶紧除掉他！”张天锡问：“谁能干这事儿？”刘肃说：“我就行！”当时刘肃还不到二十岁。张天锡说：“你年纪小，再找个人帮忙。”刘肃说：“赵白驹跟我两个人就够了。”十一月，张天锡和张邕一起进宫，刘肃和赵白驹跟着张天锡。在宫门口碰到张邕，刘肃上去砍，没砍着，赵白驹接着砍，也没成功。三人赶紧躲进宫中，张邕趁机逃跑，带着三百多甲士攻打宫门。张天锡爬上屋顶大喊：“张邕这混蛋，又凶又坏，灭了宋氏还不算，还想搞垮我家。你们这些将士，世代都是前凉的臣子，咋忍心拿刀对着我呢！今天要收拾的就张邕一个，其他人一概不追究！”张邕的士兵一听，全跑光了，张邕没办法，只好自杀，他的家族党羽也全被消灭。张玄靓任命张天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助朝政。十二月，前凉废除建兴四十九年的年号，改用东晋升平年号。东晋下诏封张玄靓为大都督、督陇右诸军事、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
前燕又大赦天下。
前秦苻坚让各地官员推举孝顺友爱、廉洁正直、有学问、会处理政事的人。要是推举的人靠谱，就给推举者奖赏，要是不靠谱，就治罪。这下没人敢乱推举了，走后门儿这事儿也行不通了，大家都努力上进。就算是皇亲国戚，没本事的也都靠边站。那时候，朝廷内外官员大多都很称职，农田都开垦得好好的，仓库也满满当当，连盗贼都没了。
这一年，归义侯李势去世。
【内核解读】
升平五年（公元361年），是东晋、前秦、前燕、前凉等政权并立的十六国时期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各方势力围绕权力更迭、疆域争夺、内部治理展开了激烈博弈，诸多事件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埋下了后续历史走向的伏笔。
北方政权的疆域争夺与战略博弈
前秦、前燕与代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年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刘卫辰作为北方部族首领，试图通过“献奴婢”讨好前秦，却因苻坚“责其归所掠”而叛秦附代，这一事件折射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臣服-反叛”的脆弱关系——部族首领往往以利益权衡决定依附对象，而中原王朝的“德治”诉求与边疆实际治理需求时常存在矛盾。苻坚的处置虽体现了大国姿态，却也失去了对边疆部族的控制，为北方边境的长期动荡埋下隐患。
前燕与东晋的军事冲突则展现了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吕护降晋后欲袭邺城，前燕太宰慕容恪以五万大军征讨，面对部将“急攻”的请求，他坚持“深沟高垒、坐而守之”的策略。慕容恪的决策基于对敌军的精准判断：吕护“内无蓄积，外无救援”，而强攻只会重蹈“攻黎阳多杀精锐却不能拔”的覆辙。最终，前燕以“十旬围守”的代价瓦解敌军，既减少了兵力损耗，又通过“存抚降民、给其廪食”的安抚政策巩固了占领区。这种“军事打击+政治安抚”的组合策略，体现了前燕在扩张中的成熟治理思路。
而张平袭燕平阳后又因被秦攻击而向燕求救，却因“反复无常”遭拒最终被秦所灭，这一结局则警示了政治博弈中“信用”的重要性——在多方势力交错的环境中，摇摆不定的投机行为终将失去生存空间。
东晋的权力更迭与内部矛盾
东晋在这一年经历了皇权交替的关键节点。穆帝无嗣而崩，皇太后以“琅邪王丕中兴正统”为由立其为帝，完成了权力的平稳过渡。但皇权更迭背后，是门阀士族与皇族、士族之间的深层矛盾。桓温作为东晋权臣，借北伐之名进一步扩张势力，其弟桓豁“将兵取许昌，破燕将慕容尘”的军事胜利，实则是桓氏家族巩固权力的手段。
范汪被废事件则赤裸裸地展现了桓温的专权。范汪作为徐、兖二州刺史，因“失期”被免为庶人，表面是军事失误，实则源于“素为桓温所恶”的政治积怨。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晋“皇权旁落、士族专权”的格局进一步加深——士族领袖通过军事指挥权的掌控，可随意处置地方官员，中央权威被严重削弱。
值得关注的是范宁对王弼、何晏的尖锐批判：“王、何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礼坏乐崩，中原倾覆”。这一观点虽带有儒家正统立场的偏激，却点出了魏晋玄学盛行带来的社会问题——当士族阶层沉迷于清谈玄虚，抛弃儒家典章与仁义伦理，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崩塌与治理能力衰退。范宁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东晋士族“清谈误国”的反思，也为后续东晋的改革诉求埋下了思想伏笔。
前凉的权力斗争与治理传承
前凉在这一年经历了辅政体系的两次更迭，展现了小国生存的艰难与权力传承的风险。宋混病重时拒绝让幼子林宗继位，转而推荐“政事愈于己”的弟弟宋澄，同时告诫子弟“无恃势位以骄人”，并向朝臣强调“忠贞”，其临终安排体现了以国事为重的治理理念。然而，宋澄掌权仅数月便被张邕攻杀灭族，这一悲剧揭示了前凉权力结构的脆弱性——缺乏稳固的宗法继承制度与军事支撑的辅政体系，难以抵御野心家的觊觎。
张邕掌权后“骄矜淫纵，树党专权，多所刑杀”，最终被张天锡联合刘肃、赵白驹诛杀，这一反转则体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张天锡通过宫廷政变夺取权力后，“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表面上是臣服东晋，实则是借东晋年号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前凉的频繁内斗消耗了国力，为其后续被前秦所灭埋下了隐患。
前秦的制度革新与崛起伏笔
与其他政权的动荡形成对比的是前秦的稳步发展。苻坚在这一年推行“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以“得人者赏、非其人者罪”的奖惩机制确保实效。这一改革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使得“士皆自励”“内外之官率皆称职”，同时伴随“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的治理成果。苻坚的人才政策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更凝聚了统治基础，为前秦后续统一北方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重实用、轻门第”的用人导向，与东晋“清谈误国”形成鲜明对比，预示了北方政权即将崛起的历史趋势。
文化与社会伦理的时代镜像
这一年的历史细节中，还隐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宋混临终“戒澄及诸子‘无恃势位以骄人’”，又见朝臣“皆戒之以忠贞”，其去世后“行路为之挥涕”，体现了儒家“忠君爱国”伦理在士民心中的深厚影响；而慕容恪拒绝“多杀士卒以求旦夕之功”，强调“不劳而贼势日蹙”，则反映了军事伦理中“恤兵”思想的觉醒。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诸多事件共同构成了十六国时期的典型特征：政权更迭频繁、军事冲突不断，但在动荡中，各政权通过制度探索、战略调整、文化融合逐渐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前秦的制度革新、前燕的战略成熟、东晋的矛盾积累、前凉的内耗衰退，共同勾勒出一幅“北方渐强、南方渐弱”的格局雏形，为公元4世纪后期前秦统一北方、淝水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升平五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分裂动荡的时代，政权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取决于治理智慧、人才政策与伦理共识——那些能够平衡扩张与稳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政权，终将在历史竞争中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