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丙寅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己卯日，都乡文穆侯何充去世。何充这人很有格局，在朝堂上一脸严肃，把国家大事当成自己的责任。选人才都看能力和业绩，不偏袒亲戚朋友。
一开始，夫馀族住在鹿山，被百济欺负，部落衰落分散，往西迁移靠近燕国，却没设防。燕王慕容皝派世子慕容俊带着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位将军，领着一万七千骑兵去偷袭夫馀。慕容俊在中军指挥，军事上都交给慕容恪负责。于是成功拿下夫馀，俘虏了夫馀王玄和五万多部落人口回来。慕容皝封玄为镇军将军，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二月癸丑日，让左光禄大夫蔡谟兼任司徒，和会稽王司马昱一起辅佐朝政。
褚裒推荐了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丙子日，任命顾和为尚书令，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顾和因为母亲去世在守丧，坚决推辞不去上任，还对亲近的人说：“古人有脱下丧服去为君王效力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拯救时局。像我这样的，去了只会破坏孝道、有伤风俗。”有见识的人都觉得他做得对。殷浩也坚决推辞。会稽王司马昱给殷浩写信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倒霉的时候，危险又衰败到极点。您见识深远、经验丰富，完全有能力拯救国家。要是您还一味地推辞，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担心天下大事就要玩完了。您去不去任职，关乎当下国家的兴衰，这和自家的事没区别，您得好好考虑啊。”殷浩这才上任。
夏天，四月己酉朔日，发生了日食。
五月丙戌日，西平忠成公张骏去世。他的下属们拥戴上世子张重华做使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还给他加了个假凉王的称号；在境内大赦；尊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母亲马氏为王太后。
后赵的中黄门严生讨厌尚书朱轨，正好赶上长时间下雨，严生就诬陷朱轨不修理道路，还诽谤朝政，赵王石虎就把朱轨关起来了。蒲洪劝石虎说：“陛下您已经有了襄国、邺城的宫殿，又修长安、洛阳的宫殿，这有啥用呢？造了一千辆打猎的车，围了好几千里地养禽兽，抢了十多万老百姓的老婆女儿充实后宫，圣明的帝王干事儿，难道就该这样吗？现在又因为道路没修好，就要杀尚书。陛下您不搞德政，老天爷下了没完没了的雨，七十天才停。刚晴了两天，就算有百万鬼兵，也没办法把路上的积水弄干，更何况是人呢！您这样搞政治和刑罚，怎么面对天下人？怎么给后代交代？希望您停下那些劳役工程，把皇家园林关了，放出宫女，赦免朱轨，这样才能符合大家的期望。”石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治蒲洪的罪，还为此停了长安、洛阳的工程，可最后还是把朱轨杀了。石虎还定了个私下谈论朝政的罪名，允许小吏告发长官，奴仆告发主人。公卿以下的官员，上朝的时候只能互相用眼神示意，都不敢再互相往来交谈了。
后赵将军王擢攻打张重华，袭击武街，抓住了护军曹权、胡宣，把七千多户人家迁到雍州。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打金城，金城太守张冲投降，凉州上下都慌了。张重华把境内的兵都派出去，让征南将军裴恒带领抵抗后赵。裴恒在广武扎营，好久都不进攻。凉州司马张耽对张重华说：“国家存亡靠军队，军队胜败看将领。现在大家讨论选将领，大多推举老资历的人。当年韩信被重用，可不是因为他有啥老资格。英明的君主选人才，不看是不是熟人，只要有能力，就委以重任。现在强敌就在边境，将领们却不进攻，大家人心惶惶。主簿谢艾，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可以让他去抵抗后赵。”张重华把谢艾叫来，问他破敌的办法。谢艾说希望给他七千兵，保证能打败后赵。张重华任命谢艾为中坚将军，给他五千步兵和骑兵，让他去攻打麻秋。谢艾带兵从振武出发，晚上有两只猫头鹰在军营里叫，谢艾说：“玩六博游戏，掷到枭就能赢。现在猫头鹰在军营叫，这是要打败敌人的兆头啊。”于是进军和后赵军队交战，把后赵打得大败，杀了五千人。张重华封谢艾为福禄伯。
麻秋攻克金城的时候，金城的县令敦煌人车济不投降，自杀了。麻秋又攻打大夏，护军梁式抓住太守宋晏，献城投降。麻秋让宋晏写信引诱宛戍都尉敦煌人宋矩投降。宋矩说：“做臣子的，既然不能立功，那就只能以死殉节了！”先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麻秋说：“这都是忠义之士啊。”就把他们收葬了。
冬天，成汉的太保李弈在晋寿起兵造反，蜀地很多人响应，队伍发展到几万人。成汉国主李势登上城墙抵抗，李弈单人匹马冲击城门，被守城门的人射死了，他的队伍也就散了。李势在境内大赦，改年号为嘉宁。李势这人又骄纵又荒淫，根本不管国家大事，整天待在皇宫里，很少和公卿大臣见面，疏远猜忌老臣，只信任身边的人，小人的谗言和阿谀奉承的话都能听进去，刑罚又严苛又随意，搞得朝廷内外都和他离心离德。蜀地本来没有獠族人，到这时候他们开始从山里出来，从巴西到犍为、梓潼，山谷里到处都是，有十多万部落，根本管不住，成了老百姓的大麻烦。再加上闹饥荒，整个国家一片萧条。
安西将军桓温打算讨伐成汉，手下的将领们都觉得不行。江夏相袁乔劝他说：“干大事儿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聪明人心里有数就行，不用等大家意见都一致。现在对天下有威胁的，就是北方的胡人、西边的成汉这两个敌人。成汉虽然地势险要，但比胡人弱。要是想除掉他们，应该先挑容易的下手。李势这人无道，老百姓和臣子都不拥护他，而且他仗着地方又险又远，也不修整军备。咱们应该派一万精兵，轻装上阵，快速前进，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咱们已经出了他们的险要之地，一战就能抓住他。蜀地可是个好地方，又富又人口多，诸葛亮当年就靠着蜀地和中原抗衡。要是咱们能得到蜀地，对国家可是大好事儿。有人担心大军往西去了，胡人会趁机捣乱，这想法看着对，其实不对。胡人听说咱们万里远征，肯定觉得咱们国内有重兵防备，不敢乱动；就算他们来侵犯，长江沿线的军队也足够防守，肯定不用担心。”桓温听了他的话。袁乔是袁瑰的儿子。
十一月辛未日，桓温带着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去讨伐成汉，上奏章之后就出发了；把留守的事儿交给安西长史范汪，给周抚加了督梁州四郡诸军事的职务；让袁乔带两千人当先锋。
朝廷觉得蜀道又险又远，桓温带的人又少还深入敌境，都很担心，只有刘惔觉得肯定能赢。有人问他为啥，刘惔说：“从赌博就能看出来。桓温就像个会赌博的人，没把握的事儿他不干。不过我就怕他拿下蜀地之后，以后会独揽朝廷大权。”
【内核解读】
这段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的记载，是东晋与周边政权角力、内部治理优劣分化的关键一年。从现代视角看，其中的人才选拔逻辑、治理得失、战略决策规律，甚至人性中的“权力约束”与“责任担当”，都能与当下形成强烈共鸣，可从五个核心层面展开评论：
人才选拔：打破“惯性依赖”才是破局关键
东晋门阀制度下，“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是官场常态，但这一年的几则案例，恰恰戳中了“人才使用”的本质——能力适配性永远优于资历或关系。
--何充的“格局”：对抗时代的“清流标杆”
何充“选才看实绩、不偏袒亲友”，在士族垄断权力的背景下，本质是把“公共治理”从“家族私产”中剥离。放在现代组织中，这就是“绩效导向”的管理初心：管理者的核心职责是为岗位匹配“能做事的人”，而非为“自己人”安排岗位。他的“严肃持重、以国事为己任”，更是对“躺平式干部”的反向批判——无论古今，“把岗位当责任”都是最稀缺的职业素养。
--张重华用谢艾：“破格提拔”的生死考验
后赵大军压境时，凉州官员普遍主张“推举老资历将领”，而司马张耽一句话点破要害：“韩信被重用，从不是因为资历”。主簿谢艾本是文吏，却敢以“七千兵破敌”立誓，最终以少胜多。这像极了现代企业的“危机破局”：越是生死关头，越要打破“论资排辈”的惯性，给“有能力、敢担责”的人放权。反之，若死守“资历论”，凉州大概率会沦为后赵的囊中之物。
--顾和与殷浩：“个人操守”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顾和因母丧拒官，称“无救世之才便不应破坏孝道”，体现了古代士人的“伦理底线”；而殷浩在司马昱“国家兴衰系于一身”的劝说下上任，则展现了“责任优先”的担当。放在现代，这本质是“个人选择”与“公共责任”的辩证：既不必苛责所有人都“舍私为公”，但对掌握特殊能力的人而言，“回避责任”就是对资源的浪费。
君主治理：“权力不受约束”必然走向崩溃
后赵石虎的统治，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经典案例，其操作几乎踩中了“治理失效”的所有雷区，对现代管理极具警示意义：
--“私欲膨胀”碾压民生底线：既修造襄国、邺城宫殿，又动工长安、洛阳工程，还造千辆猎车、圈地养禽兽、强抢十余万女子充实后宫——本质是把“国家财政”当成“个人金库”，完全无视百姓负担。现代社会中，这种“好大喜功、透支资源”的治理方式（如地方盲目搞“形象工程”），最终都会引发信任危机。
--“刑罚滥用”制造政治恐怖：因私人诬陷就关押尚书朱轨，不听劝谏执意杀人；甚至设立“私议朝政罪”，鼓励小吏告长官、奴仆告主人，导致官员“上朝不敢交谈，只能递眼神”。这种“靠告密维持统治”的逻辑，本质是摧毁组织的“信任基础”——现代职场中，若管理者靠“打小报告”控制团队，只会逼走实干者，留下投机者。
--“刚愎自用”拒绝纠错：蒲洪的劝谏句句切中要害（停劳役、放宫女、赦朱轨），石虎虽“停了工程”，却仍杀朱轨，暴露了“只听批评、不改错误”的傲慢。对现代领导者而言，“听劝”不是软弱，而是避免决策失误的必要条件；若把“反对意见”当成“挑衅权威”，最终只会被孤立。
军事战略：“精准预判”与“敢赌敢拼”的结合
桓温伐蜀前的争议，以及谢艾破敌的战术，揭示了“战略决策”的核心逻辑：不是“求稳”，而是“算准风险后的精准出击”。
--袁乔的“战略拆解”：把“不可能”变成“可操作”
当所有人都反对伐蜀时，袁乔精准分析了“可行性”：成汉李势无道、军备废弛（内部弱点）；蜀地虽险，但轻兵疾进可打“时间差”（战术要点）；胡人因“远征必留后援”不敢偷袭（风险排除）。这像极了现代商业中的“蓝海战略”：不纠结于“大家都觉得难”，而是拆解“对手弱点、自身优势、风险边界”，找到破局点。
--谢艾的“心理战”：士气比兵力更重要
谢艾以“猫头鹰叫=六博赢枭”（古代赌博中“枭”为胜牌）激励士气，本质是“借符号凝聚信心”。现代战争或商业竞争中，“士气管理”同样关键：当实力处于劣势时，能否通过“目标共识”“信心激励”激发潜能，往往是胜负的关键。
--刘惔对桓温的判断：“能力”与“野心”的双刃剑
刘惔说“桓温没把握的事不干，但怕他得蜀后专权”，精准戳中了“能人管理”的痛点：有能力的人能解决危机，但也可能因“功高震主”成为新的风险。这像现代企业中的“高管制衡”——既要用“能人”破局，也要提前搭建“权力约束机制”，避免“一将功成万骨枯”后反噬组织。
人性抉择：“忠义”的本质是“对责任的坚守”
金城令车济拒降自杀、宛戍都尉宋矩杀妻儿殉节，这两则案例若用现代视角审视，不必过度拔高“忠君殉节”的形式，但其内核——“对职责的坚守”仍有价值。
车济作为县令，拒绝投降是“守土有责”；宋矩作为都尉，拒绝诱降是“守节有责”。麻秋称他们“忠义之士”并收葬，也说明“对手尊重的不是‘愚忠’，而是‘坚守原则’”。现代社会中，这种“责任坚守”转化为医生的“救死扶伤”、消防员的“逆行救援”、公务员的“为民办事”——本质不是对某个“人”的忠诚，而是对“职业责任”的敬畏。
政权兴衰：“民心向背”是永恒的试金石
成汉李势的衰落与东晋、凉州的暂时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朴素真理：
李势“骄纵荒淫、疏远老臣、信任小人、刑罚严苛”，导致“朝廷内外离心离德”；同时对“獠人作乱、饥荒蔓延”视而不见，完全丧失了“民生为本”的治理底线。反观凉州，张重华能听劝谏、破格用才；东晋虽有门阀弊端，但何充、殷浩等人仍有“以国事为己任”的担当。
这像极了现代组织的“生存逻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权，若管理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无视“成员的诉求”，再坚固的“城墙”（如成汉的地势险要）也挡不住“人心离散”的崩塌。
结语：历史的“重复性”恰是其价值所在
永和二年的这些事件，看似是千年前的王朝纷争，实则是“人性”与“治理”的底层逻辑演练：人才用对了，危机就能破局；权力约束了，治理就不会跑偏；责任守住了，组织就有根基。对现代人而言，读史不是为了“模仿古人”，而是从这些“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找到适用于当下的“决策方法论”——这正是历史最鲜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