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丁亥年）
春天，正月，章帝召见曹褒，把叔孙通所着的《汉仪》十二篇交给他，说：“这套制度松散简略，很多地方不符合经典，现在应该依据礼仪逐条修正，让它能够施行。”
护羌校尉傅育想要讨伐烧当羌，因为烧当羌刚刚归降，不想大张旗鼓出兵，就招募人去挑拨各羌人、胡人部落争斗；羌人、胡人不愿意，于是又反叛逃出边塞，重新依附迷吾。傅育请求征调各郡几万人的兵力一起攻打羌人。还没等各郡兵力会合，三月，傅育就独自率军进发。迷吾得知消息，带着部落迁徙离开。傅育派三千精锐骑兵穷追不舍，夜里，追到三兜谷，没有设防，迷吾趁机发动袭击，把傅育打得大败，杀死傅育以及八百八十名官兵。等各郡的军队赶到，羌人已经撤离。章帝下诏任命陇西太守张纡为护羌校尉，率领一万人驻守临羌。
夏天，六月戊辰日，司徒桓虞被免职。癸卯日，任命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任隗是任光的儿子。
齐王刘晃和弟弟利侯刘刚，与他们的母亲太姬互相告状。秋天，七月癸卯日，章帝下诏把刘晃的爵位贬为芜湖侯，削减刘刚三千户食邑，收回太姬的玺印绶带。
壬子日，淮阳顷王刘昞去世。
鲜卑进入匈奴左地，攻打北匈奴，把北匈奴打得大败，斩杀优留单于后返回。
羌人首领迷吾又联合其他部落侵犯金城塞，张纡派从事河内人司马防在木乘谷与他们交战。迷吾战败逃走，通过翻译表示想要投降，张纡答应了。迷吾带着部众来到临羌，张纡布置好军队，举行盛大宴会，在酒里下毒，埋伏的士兵杀死八百多名羌人首领，砍下迷吾的头来祭奠傅育的坟墓，又出兵攻击迷吾的其余部众，斩杀俘获几千人。迷吾的儿子迷唐，与其他部落化解仇怨，互相通婚并交换人质，占据大、小榆谷反叛，部落势力强盛，张纡无法控制。
壬戌日，章帝下诏，因为吉祥之物接连出现，所以更改年号为章和。当时，京城和各地屡屡出现祥瑞之兆，前前后后有好几百上千次，谈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好事。但太尉掾平陵人何敞却对此感到担忧，他对宋由、袁安说：“祥瑞是依凭德行降临的，灾异是因为政治失误而产生的。现在有奇异的鸟在宫殿屋上飞翔，怪异的草在庭院中生长，这不能不引起重视啊！”宋由、袁安害怕，不敢回应。
八月癸酉日，章帝到南方巡视。戊子日，到梁国；乙未日是月底，到沛国。
发生了日食。
九月庚子日，章帝到彭城。辛亥日，到寿春；重新封阜陵侯刘延为阜陵王。己未日，到汝阴。冬天，十月丙子日，回到宫中。
北匈奴大乱，屈兰储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归降。
曹褒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度，掺杂《五经》《谶记》的内容，撰写编排了从天子到平民关于冠礼、婚礼、祭祀、丧葬等整套礼仪制度，共一百五十篇，上奏给章帝。章帝因为众人的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只是接受了这些礼仪制度，不再让有关部门进行评议上奏。
这一年，班超征发于窴等国的军队，总共二万五千人，攻打莎车。龟兹王征发温宿、姑墨、尉头的军队，共计五万人，前去救援莎车。班超召集将领校尉以及于窴王商议说：“现在我们兵力少，敌不过他们，不如各自散去。于窴军队从此处向东撤，我也从这里向西返回，等到夜里听到鼓声就出发。”然后班超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守，故意让他们逃走报信。龟兹王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西边边界拦截班超，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边边界截击于窴军队。班超得知这两路敌军已经出动，秘密召集各部整顿兵马。鸡鸣时分，迅速奔赴莎车军营。胡兵惊慌大乱，四处奔逃，班超军队追击斩杀五千多人；莎车于是投降，龟兹等国的军队也因此各自撤退散去。从此，班超威震西域。
评论
章和元年的历史记载，呈现了东汉中期在边疆治理、礼制建设、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复杂矛盾与应对逻辑。
边疆治理的“信用危机”：从“以诈制诈”到“失信反噬”
烧当羌问题的升级，集中暴露了边疆治理中“信用崩塌”的严重后果。护羌校尉傅育试图“募人斗诸羌”，以矛盾制矛盾，却因羌胡不从引发复叛；其继任者张纡更以“毒酒诱杀”手段屠灭羌人酋豪，虽一时报复了傅育之死，却彻底撕毁了汉羌之间的信任纽带。迷吾之子迷唐率部据险反叛、种众炽盛，正是这种“背信弃义”的直接反噬。
这一事件揭示：边疆治理的核心是“立信”而非“立威”。张纡的“诈降诱杀”看似“高效平叛”，实则将局部冲突升级为族群仇恨，为后世埋下更大隐患。对比此前张纡释放号吾以平息叛乱的灵活策略，可见短期暴力或许能换来一时震慑，但长远来看，“言而有信”才是维系边疆稳定的根基——这对当代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构建，仍具警示价值。
“祥瑞”争议背后的政治清醒：何敞的“危言”与官僚的“失语”
面对“嘉瑞数百千”的舆论狂欢，太尉掾何敞独指“异乌翔、怪草生”的异常，直言“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打破了对“祥瑞”的盲目迷信。这种对“政绩泡沫”的清醒认知，与宋由、袁安的“惧不敢答”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官僚体系中“敢言者少、附和者多”的困境。
何敞的视角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治国者应关注“政”而非“瑞”。祥瑞不过是表象，民生疾苦、吏治清明才是根本。章帝虽未苛责何敞，却也未采纳其警示，反映出帝王对“天命所归”符号的天然依赖。这种对“政治正确”的盲从，往往会掩盖真实问题——这对当代如何避免“数据造假”“政绩工程”，保持对“表象繁荣”的警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礼制建设的“独断”与“妥协”：曹褒制礼的困境
曹褒撰成涵盖“天子至庶人”的礼制百五十篇，章帝却因“众论难一”仅“纳之而不令平奏”，既未正式推行，也未否定。这种模糊处理，体现了制度变革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章帝希望通过制礼强化统治秩序，却又忌惮儒生非议；曹褒试图融合旧典与经谶，却难以平衡各方意见。
这一过程揭示了制度创新的常见困境：过于依赖“独断”可能脱离实际，一味迁就“众议”则可能陷入停滞。章和元年的礼制改革虽未完成，却为后世提供了教训——重大制度变革既需顶层设计的决心，也需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在“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间找到平衡。
鲜卑崛起与匈奴衰落：边疆格局的“多米诺效应”
鲜卑大破北匈奴、斩优留单于，与北匈奴五十八部、二十八万人降汉，标志着北方草原势力的剧烈洗牌。这一变化并非偶然：东汉长期对北匈奴的压制、南匈奴的牵制、丁零与西域的袭扰，共同促成了北匈奴的“大乱”；而鲜卑的崛起，则填补了草原权力真空，为后世“五胡乱华”埋下伏笔。
这一格局演变揭示了边疆势力的动态平衡规律：任何强权的衰落都会引发连锁反应，新势力的崛起往往出乎意料。东汉虽暂时缓解了北匈奴威胁，却未能预见鲜卑的潜在威胁，反映出“头痛医头”式边疆政策的局限性——这对当代国际格局中“权力转移”的预判与应对，具有历史镜鉴意义。
班超“以少胜多”的军事智慧：情报与决断的结合
班超在莎车之战中，以“假意散兵”诱使龟兹、温宿分兵，再乘虚突袭，斩获五千余人，展现了“兵不厌诈”的经典谋略。其核心在于：精准掌握对手心理，以信息差创造战机。班超长期经营西域，深知龟兹王的多疑与贪功，故能“阴缓生口”传递假情报，最终以少胜多。
这一战役不仅是军事胜利，更体现了边疆治理中“以智取胜”的价值。班超无需依赖中原大军，仅凭对当地局势的把控即可稳定西域，印证了“因地制宜”远胜于“一刀切”的治理原则。
总体而言，章和元年的史事充满矛盾与转折：边疆的信任危机、政治的清醒与盲从、制度的推进与妥协、势力的兴衰更替，共同构成了东汉中期的复杂图景。其中，对“信用”的破坏与重建、对“表象”与“本质”的辨析、对“灵活”与“原则”的平衡，跨越千年仍能引发共鸣，为当代提供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