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号院里，沈家堂屋。
明亮的灯泡悬在头顶，光线洒在破旧的方桌上。但这明亮的灯光此时却照不亮众人心中的阴霾。
桌上摆着的晚饭早已没了热气，那些红烧肉、炖排骨此时也没有燃起众人的胃口。这本来是庆祝沈涛即将有工作而特意做的美食。
空气像灌了铅，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沈建国坐在小马扎上，脊背佝偻着，手里那根烟卷已经烧到了手指，他却浑然不觉。
烟草的辛辣气味和沉默的压抑混杂在一起，令人窒息。
陈桂兰背对着门，肩膀微微耸动，压抑的啜泣声像细小的砂轮，一下下磨着人的神经。
沈涛缩在门边的小板凳上，头埋得极低，几乎要戳进胸口。
他感觉自己像一件被摔碎的瓷器，暴露在冰冷的空气里，每一道裂痕都清晰可见。
脸上火辣辣的疼。屈辱和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缠得他透不过气。
“工作…工作没了…”陈桂兰猛地转过身，脸上泪痕交错，声音带着哭腔，抖得不成样子，手指颤巍巍地指着沈涛，“你哥…你哥好不容易…求爷爷告奶奶…给你弄来的…进轧钢厂啊！那是铁饭碗！是命啊！这…这可倒好！跟着人去打架！没了！你可真有出息！”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心碎的尖利，“你让我们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啊？！”
沈建国终于动了。
他把烟屁股狠狠摁在脚下，用力碾碎，仿佛碾碎的是儿子那不争气的指望。他猛地站起身，动作太大带倒了身后的小马扎，“哐当”一声响，吓得沈涛一哆嗦。
父亲的眼睛布满血丝，死死盯着他，那眼神里的失望、愤怒和一种更深沉的痛苦，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沈涛心上。
“孽子！”沈建国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胸膛剧烈起伏着。
他猛地抄起桌上那个磕碰得掉了不少瓷、印着“劳动模范”红字的搪瓷茶缸——那是厂里多年前发的，也是家里为数不多的体面物件——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摔在地上！
“哐啷——！！！”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搪瓷碎片和茶叶沫子四处飞溅。那巨大的声响在狭小的屋子里久久回荡。
“滚！给我滚！”沈建国指着门口，声音嘶哑，像受伤的野兽在咆哮，“别在这儿丢人现眼！滚！”
“建国！你…”陈桂兰哭喊着想去拉丈夫。
沈涛身体剧烈地一颤，像被那声碎裂彻底抽走了骨头。
他猛地从板凳上弹起来，不敢再看父亲赤红的眼睛和母亲绝望的脸，更不敢看地上那摊刺眼的狼藉和象征体面的“劳动模范”碎片。
他死死咬着下唇，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在嘴里弥漫开，转身拉开门，一头扎进了外面浓得化不开的秋夜里。
冷风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却比不上心口那万分之一冰凉。
门在身后重重关上，隔绝了母亲的哭喊和父亲粗重的喘息。
沈涛靠在冰冷的院墙上，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牙齿咯咯作响。
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又迅速被冷风吹干，在脸上留下紧绷绷的痕迹。
不知过了多久，沉重的脚步声停在他面前。
沈涛抬起头，模糊的泪眼里，是哥哥沈浪沉默的身影。
夜风卷起他深蓝色制服的衣角，路灯昏黄的光线勾勒出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面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沉静。
“涛子，相信哥吗？”沈浪点燃了一支香烟。
沈涛看了看沈浪，点了点头。
“听哥的，明天报名去下乡。”沈浪开口就给了沈涛一个暴击。
未等沈涛开口，沈浪又说道：“哥得到消息，过段时间要强制待业青年下乡了。每家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留在城里。本来我想着是给你找好工作，那这样过几年小妹中学毕业即使没工作也可以留在城里。既然发生了这件事，那你就去下乡吧。现在报名，可以选一个好地方，再等一段时间，好地方挑完了可就剩下那些贫苦地区了。”
“哥…”沈涛哽咽着，喉咙堵得厉害，千言万语都化作滚烫的泪。
沈浪的目光沉沉地落在他脸上，那眼神复杂得让沈涛心头发颤——有沉重的压力，有不容置疑的决断，甚至还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被深深压抑的痛楚。
他抬起手，那只有力的、指节分明的手，落在弟弟肩上狠狠的拍了一下。
那一下，沉甸甸的，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
沈浪的嘴唇动了动，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低沉沙哑，却像铁钉一样楔进冰冷的夜色里：
“你放心，大哥是不会放弃你的。有机会我就会给你调回城里。有时间我会给你送物资过去。”
说完，他不再看沈涛，猛地转过身回到了屋内留沈涛一个人静静的想想。
回到屋内的沈浪，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家。看着众人沉默的身影，沈浪将利害关系都和他们说了一下。
“建国......”母亲陈桂兰泪眼婆娑的看着自己的丈夫，嘴里说不出话。
沈建国低着头沉默着，手中的香烟已经快要烧到手指。
突然，沈涛开门进来，看了看沉默的父亲和流眼泪的母亲，深吸了一口气，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缓缓说道：“按大哥的意思办，我去。”
听到沈涛的话，陈桂兰的眼泪止不住的掉在地板上。沈建国那沉默的身体，此时也止不住的颤抖。
而苏晚晴抱着小妹沈梅也眼含热泪，抬头望着屋顶，努力的不让眼泪掉下来。
翌日，陈桂兰和沈浪、沈涛两兄弟来到了街道办办理下乡手续。
街道办主任王秀芝看着沈涛也是神情复杂，“涛子，没事，姨给你找个离家近的好地方。过年过节的也可以回家。有事家里也可以帮忙。”
“谢谢王姨。”沈涛感激的和王秀芝道谢。
“这一批下乡的队伍主要是向西北和东北。姨建议你去吉省，相对来说离家近，那的粮食也够吃，饿不着。”王秀芝看着陈桂兰和沈浪两兄弟推荐道。
沈浪看了看名单，相比较于去西北吃沙子，他也觉得吉省不错，所以和母亲说了一下给沈涛选了一个靠山的村庄。
沈浪带着沈涛从街道办出来，手里拿着证明文件和补贴的五十块钱。母亲则是心事重重的继续上班去了。
办完手续的第二天，陈桂兰默默的给沈涛收拾着衣服，又将家中的棉花票都用了给沈涛做了一身新铺盖和新的棉袄。这还是沈浪提前和母亲说的，东北的冬天更加的寒冷。冬季基本上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办完手续的第三天，除了爷爷奶奶，沈浪和家人全都来火车站送沈涛。
沈浪从怀中掏出一千元钱，放到了沈涛的口袋里，叮嘱他放好。
沈涛强忍着眼中的眼泪大步流星地朝着火车站喧嚣的方向走去。
深蓝色的身影很快融入站前广场汹涌而混乱的人潮里——背着铺盖卷的、哭哭啼啼的、茫然四顾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像一滴水汇入了浑浊的河流，瞬间被吞没。
这个时候，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仿佛在此时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立的去面对那些生活中的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