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回到店里，我赶紧问道，“大哥，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正谈着大买卖呢！”
老张满脸神秘，关好门窗，还拉上窗帘，低声对我说，“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找到好东西啦，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宝贝。”
我还不以为意，心想这个破房子难道发现袁大头了？当时袁大头也不值钱，发现一个压胜的袁大头也不是什么大事啊？难道发现了一坛子袁大头，那可不错！
那几年，收藏市场上刚刚掀起了一股持续升温的\"袁大头\"银元收藏热潮。这种民国时期发行的袁世凯像银币，正从昔日的流通货币华丽转身，成为当下收藏界的新宠。在北京报国寺、上海云洲古玩城等全国各大收藏市场，袁大头交易区总是人气最旺的角落。品相普通的通货袁大头价格已突破千元大关，而诸如\"甘肃版\"、\"签字版\"等稀有品种，成交价更是屡创新高，一枚顶级品相的珍稀版别甚至能拍出数十万元的天价。
老张说着，从货架子下面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给我看，我心想，我那一坛子袁大头飞了。
我把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拿在手里一掂量还挺有分量，取笑道，“就这个啊，不就是个印章吗，在古玩市场一圈下来就能收百十斤。”又补充一句，“还不带重样的！”
我这不是故意挤兑老张，是有感而发。如今逛古玩市场，想淘方真印章可不容易。各个摊位摆满的\"名家篆刻\"，十有八九都是新仿的玩意儿。上周在潘家园，就看见个老板信誓旦旦地推销一方\"齐白石刻印\"，要价八万八，结果懂行的拿放大镜一照，连刀工都是机器刻的。现在的造假技术实在了得，老寿山石泡药水做旧，新刻的边款拿鞋油一抹，再配上个仿古锦盒，活脱脱就是\"流传有序\"的老物件。更离谱的是，有些摊主还会现场编故事，什么\"祖上在琉璃厂开过古玩铺\"、\"文革时藏在墙缝里躲过一劫\"，说得有鼻子有眼。倒是那些真正的好东西，要么被行家早早收走，要么就锁在保险柜里等着上拍卖会。普通收藏者想捡个漏，怕是比中彩票还难。
老张一本正经说道，“你认真点，古玩城那里都是假玩意，这个肯定是真东西。”
“大哥，你怎么知道这是真东西？我看这就是个赝品，不值钱！”说着，我就去拉窗帘开窗户，这屋子里一股子霉味，我过敏性鼻炎可受不了。
老张一把拉住我，眼里冒着精光，郑重地对我说，“我对老玩意没啥研究，但我敢保证这肯定是真东西，而且是个官印。”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认真起来，问道，“你怎么这么肯定？要是真的，八成是金子做得呢！”
老张兴奋地说道，“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在河北保定，满城你知道吧？那里有个汉代侯王的墓，对，墓主是《三国演义》里大耳贼刘玄德的祖宗。我听老兵说，1968年工程兵部队在满城一个山上实施一项国防建设工程。在进行爆破作业时，并没有炸地碎石飞溅，战士们好奇向前探查，有一名战士竟然踏了空掉进一个黑漆漆的山洞中。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墓。据老兵说，当时出土了不少宝贝，其中有很多王爷的印章。我看这枚印章就像他们讲的那种印章。”
满城大墓我也比较熟悉，我看这块黑疙瘩不像汉印，迟疑地说道，“这座大墓的主人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文物一万多件，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出土文物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在已发掘的汉墓中首屈一指。但据我所知，墓里并没有发掘出金印，只发现了铜印和玉印。况且汉印都很小，长宽不会超过1寸，因此也叫寸印，1寸是多长？古代按照“黄钟累黍”计量标准，1颗黍米是1分，10颗累长是1寸，100颗累长是1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农业条件不同，生产的黍米大小也不同，不同时期分、寸、尺实际长度也不同，根据很多专家考证汉代1寸大约2.1-2.3厘米，因此汉代印章尺寸一般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以前不是说三寸金莲吗，脚长不超过10厘米，多可怕，那时候的妇女可遭罪了。我看这个印章长宽都要超过3寸了，肯定不是汉代的。虽然分量很重，但也肯定不是金子做得。”
老张疑惑道，“你刚才不是说这八成是金子做的吗？”
我说，“刚刚我掂量着很重，随口说的，谁不想要金子。但如果这是金子做得，就这么大一坨要好几斤重了，肯定不是金子做的。我看应该铜做得或者某种硬木。”
现在我们看到的古代印章，大多数都是金属质地的，其实在古代木质印章使用更加普遍，远比我们想象的广泛。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商贾百姓，木质印章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玉石、金属印章相比，木质印章取材容易、制作简便，价格也更为亲民，成为寻常百姓最常使用的印信工具。在明清时期的市井生活中，几乎每个商铺都会备有一方木质商号印，用来盖在账本、契约上；读书人书房里也常备木刻的闲章，用于书画题跋或藏书钤印。这些木质印章多选用黄杨木、梨木等质地细腻的木材，由民间刻字匠人手工雕琢而成，虽然不及官印考究，却自有一番质朴韵味。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木质印章的使用还发展出独特的\"朱记\"传统——由于木质易吸油墨，人们更习惯用朱砂印泥，这反而形成了中国印章文化中独特的红色印记美学。不过木质印章也有其局限，长期使用后容易出现磨损、开裂，因此重要文书往往还是需要加盖更为持久的石材或金属印章。如今在博物馆里，偶尔还能见到保存完好的古代木质印章，那些深浅不一的刀痕中，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匠人运刀的力度与寻常百姓生活的温度。
老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一听说铜做得甚至有可能是木头做的，也有点气馁，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我一看这样子，也不好挫伤他的积极性，笑着对他说，“我的好大哥，感谢你找到好东西不自己留着还想着我，你要是自己掖着，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东西值不值钱不重要，你对我的情谊让我感动啊！”
老张说道，“你的房子嘛，发现东西肯定是你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件东西值点钱，卖了钱你总不能不分给我点吧！”
我一听差点摔倒，心想这个哥哥真是个实诚人。嘴上也不含糊，说道，“肯定少不了你的。咱们都不懂这个，还是找个专家挂个号吧！”
我们正商量着，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等收拾好东西打开门走出去一看，原来是街道上的一群联防队员正在使劲摁住几个民工，那几个穿的又破又脏的民工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无奈的表情。
现在一些年轻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联防队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联防队全称\"治安联防队\"，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0年代）在公安机关指导下成立的群众性治安组织。主要存在于城市街道、城乡结合部和乡镇，属于半官方性质的辅助治安力量。其成员多为社会待业青年、退伍军人或单位抽调职工，非正式警察编制。他们佩戴\"联防\"红袖标，部分配备警棍等简单装备，但无执法权。工资多由街道\/乡镇自筹，常与罚款金额挂钩。
在9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联防队员欺压农民工的现象尤为突出。当时暂住证制度刚全面推行，许多进城的农民工因不熟悉政策或无力支付办证费用，成为联防队的重点\"关照\"对象。这些戴着红袖标的联防队员常在清晨堵在工地门口，或深夜突袭工棚，用警棍敲打着铁皮门喝令查证。农民工稍有迟疑，就会被推上三轮摩托\"带走教育\"——要么交上百元罚款（相当于几天工钱），要么被送去筛沙子\"劳动学习\"。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随意拦截盘查。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服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喝令站住。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这照片不像你\"、\"印章模糊是假的\"，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补办\"。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盲流\"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创收\"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穿制服的\"，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系统性欺压，成为那个年代农民工进城必须经历的\"入门课\"。
老张是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气得他不轻，知道这群闲散青年组成的联防队又在欺负没有暂住证的民工了，如果放到平常，敲诈民工点钱也就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然打起人来。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遭遇了种种不公与欺辱。这些来自乡间的劳动者，往往被贴上“外来者”“低端劳动力”的标签，成为城市底层最脆弱的群体。
在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农民工的权益被系统性漠视已成常态。包工头肆意克扣血汗钱，工人们攥着皱巴巴的欠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简陋的工棚里挤着十几号人，发霉的被褥与裸露的电线交织成危险的生活图景；城市管理者挥舞着罚款单据，将摆摊谋生的小贩追得四处奔逃。更令人心寒的是，当这些皮肤黝黑的劳动者挤上公交车时，常有乘客掩鼻侧目，仿佛他们身上带着原罪般的污秽。
劳务市场门口蹲守的人群中，常混迹着以介绍工作为名的骗子；医院急诊室会先查验他们的暂住证才肯施救；就连子女想进公办学校，也要面对借读费的高墙。某些私营企业主将农民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工伤致残后往往用几千块钱打发回乡。每当春节前后的讨薪潮涌起，总有人爬上塔吊以命相搏，这些极端场面背后，是无数被碾碎的尊严。
这种集体性歧视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也掺杂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农民工用双手托起了城市的天际线，自己却活在社会保障的阴影里。他们像候鸟般穿梭于城乡之间，既不被城市真正接纳，又难以回归熟悉的乡土，成为工业化浪潮中最沉重的注脚。
因为知道农民工不容易经常被欺负，所以，当老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的正义感立即爆棚，赶紧走上前去，推开那个使劲掰着一个面色黢黑的民工胳膊的联防队员，怒道，“有事说事，为什么这样欺辱人，你们有什么权力！”
我虽然知道老张是武警出身，拳脚功夫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我赶紧向前帮腔，嚷道，“哥几个别大白天欺负人，丢咱们京城人的脸！”
那个被老张推开的联防队员二十多岁嘴巴长得很大，本来老张把他推开他就想伸手揍老张，现在看我过来帮腔，更是怒不可遏，骂道，“哪里蹦出来的乌龟王八蛋，找死吗！识相的赶紧道歉，妨碍公务的把你们抓起来吃牢饭！”
他说得这些不着四六的话让我和老张十分无语，但是其他联防队员见到自己人吃了亏，都纷纷嚷嚷着要收拾我们。老张面不改色，说道，“这些都是来京城打工的农民，平常挣点辛苦钱不容易，人家又没有杀人放火，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大嘴巴联防队员满脸不可思议，嘲笑道，“还出来英雄了，他们没有暂住证就是犯罪，就该挨揍，就该滚回农村挑大粪！”
这时候，在录像厅门口嗑瓜子的小年轻吹起口哨：\"陈浩南大战山鸡啊！\"另外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眼镜男推了推金丝镜：\"见义勇为？怕不是分赃不均。\"蹬二八大杠路过的胖妇女车把上挂的芹菜一甩一甩：\"早该整治这些盲流了，净偷鸡摸狗！\"
这些话一说，老张脾气再好也没法忍了，喊了一声“我他妈的干死你！”一脚就朝着大嘴巴联防队员肚子踢了过去，只听“嗷”的一声，就重重地落在地上。
“小伙子，你这下可闯大祸了！”一位大妈皱着眉，忧心忡忡地说道。老张面露慌张，急忙蹲下身子，伸手探向联防队员的鼻息，就在他手指快要触碰到联防队员的鼻尖时，联防队员却猛地睁开眼睛，双手胡乱挥舞，嘴里叫嚷着：“打人啦，救命啊！”还妄图伸手去抓老张的脸。老张反应迅速，侧身一闪，顺势一把擒住联防队员的手腕，将他死死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