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黄山市祁门县茶科所基建工地的一声铁锹脆响，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墨魂。当考古人员从棺底积水里捞出那截形如黑炭的物件时，谁也未曾想到，这块不起眼的墨锭，竟会成为改写中国制墨史的关键物证。历经岁月侵蚀，它以“文府”二字揭开了北宋徽墨的神秘面纱，让世人得以窥见千年前徽州大地的翰墨风华。
一、墨韵溯源：从李墨传奇到徽墨崛起
墨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徽州制墨的辉煌则始于唐末五代。安史之乱后，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其中易水奚氏家族辗转至歙州（今黄山地区），凭借当地丰富的黄山松资源，开创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制墨技艺。南唐后主李煜对奚廷珪所制之墨爱不释手，不仅赐其国姓“李”，更留下“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千古佳话。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称徽州，徽墨之名正式确立，逐渐成为文人雅士追捧的文房至宝。
北宋时期，徽墨制作在继承唐代工艺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制墨原料从单一松烟发展出油烟、漆烟等品类，添加剂中融入麝香、冰片等名贵药材，不仅提升了墨的品质，更赋予其独特的香气。文人参与制墨成为风尚，苏轼、黄庭坚等文坛巨擘皆曾亲自调配墨方，推动徽墨从实用工具向艺术珍品转变。“文府”墨锭正是这一时期制墨工艺的杰出代表，其正面残留的“文府”二字，虽历经千年仍清晰可辨，仿佛在诉说着北宋文人对文化传承的执着与追求。
二、墨锭真容：极简造型中的极致工艺
这件镇馆之宝现藏于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通长8.3厘米，宽2.7厘米，厚0.9厘米，重18.2克，呈扁长方形，两端略收窄，侧面弧边流畅自然。墨锭正面与反面均素底无纹饰，仅中部有长方框形内凹浅痕，“文府”二字以楷书阴刻于框内，字迹略凸于表面，笔画间可见清晰的压印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墨锭出土时断为两截，上端残缺五分之二，但整体保存状况良好，未受严重腐蚀。
其制作工艺堪称古代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据考证，“文府”墨锭以黄山松烟为主要原料，经炼烟、洗烟、熬胶、和料、杵捣、制墨、晾墨等十余道工序精制而成。松烟需经反复筛选去除杂质，再与骨胶、中药材等混合，在石臼中捶打数万次，使烟料与胶质充分融合。最终成型的墨锭质地坚润，“十年如石，一点如漆”，即便在水中浸泡千年，仍能保持墨色如新。这种独特的工艺使得徽墨不仅成为书写绘画的良伴，更具备了收藏传世的价值。
三、考古发现：积水棺底的惊世发现
墓葬位于祁门县城区，为北宋时期的夫妻合葬墓。棺椁采用金丝楠木制成，这种珍贵木材的使用暗示着墓主非富即贵。考古人员在墓室中清理出一枚“崇宁重宝”、两枚“太平通宝”铜钱，以及一把木尺、一方歙砚等随葬品。通过对铜钱年号的考证，结合墓葬形制与器物特征，专家判定该墓年代为北宋晚期。
最令人称奇的是，墨锭竟完好保存于棺底积水中。通常情况下，有机质文物在水中极易腐朽，但“文府”墨锭却凭借其特殊的材质与工艺，创造了“水浸千年不腐”的奇迹。研究表明，徽墨中添加的中药材具有防腐作用，而高密度的墨体结构则有效阻止了水分渗透。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古代墨锭的保存条件提供了珍贵样本，更印证了徽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的品质特性。
四、文物价值：墨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作为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唯一的北宋时期墨锭，“文府”墨锭填补了唐宋之交徽墨实物的空白，为研究中国制墨工艺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物证。其制作工艺的成熟度表明，北宋时期徽墨已形成独特的技术体系，为后世徽墨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墨面上的“文府”二字，虽具体含义尚无定论，但结合北宋崇文抑武的社会背景，推测可能与文人雅集、科举文化或官府文房用墨有关，为研究宋代文人生活与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艺术价值方面，“文府”墨锭虽无华丽纹饰，却以极简造型展现了北宋文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追求。其书法刻工细腻，笔画刚劲有力，体现了宋代楷书的典型特征。1985年，该墨锭随安徽省文房四宝展赴日本展出，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使者。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文府”墨锭见证了徽州作为“东南邹鲁”的文化底蕴。自宋代以降，徽州文风鼎盛，徽墨与宣纸、歙砚、湖笔并称“文房四宝”，共同书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篇章。这件墨锭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徽州人智慧与匠心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
当我们站在展柜前凝视这块黝黑的墨锭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件历经千年的文物，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它用沉默的姿态诉说着徽州制墨工匠的精湛技艺，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在数字化时代，“文府”墨锭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激励着我们去探索、传承和弘扬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