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从不总是用刀开始的。它常常披着关心的外衣，用温言软语走近你，轻轻地，慢慢地，在你以为可以松口气的那一瞬，才缓缓亮出那只藏着毒的手。
它不会让你一眼看出它的锋芒，它会蹲在你脚边，像条温顺的狗，舔你的伤口，陪你说话，甚至在你生病的时候递水递药。直到有一天，你正要起身，它却咬断了你的脚筋——你才知道，那从来不是忠诚，而是伺机而动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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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了。”老六没回头，只是低声说了这么一句。
那声音不高，像是随口嘟囔，又像是故意压着气息讲给身后的人听。他蹲在台钳旁，手里一把小钢锉在磨轮毂齿，金属屑一粒粒飞起，黏在他黑得像锅底的工作服上。
我正趴在修配台上，调整一支老式铆钉枪的弹簧回弹机构。那是我早年用过的型号，一种现在已经停产的老设备，只有内行才知道它结构上的几个隐蔽死角。我本打算趁中午没人的时候，把它修好备用。
“什么事？”我问，心没完全提起来，声音却自动压低了半调。
“前天你修的那把‘废钳子’，被人丢在电检组角落里。”他顿了顿，“钳口里夹着半张图纸。”
我一下子停了手，目光从弹簧移到工具箱上。那只钳子我记得，是两天前修的，钳把裂开，我临时焊了个补缝。当时没注意，顺手把画好的那张夜巡盲区图塞进了钳把缝里，打算回头取出来烧掉，结果临时被叫去调机器，就耽误了。
“那张图，是不是……”我还没说完，老六已经点头。
“是你画的那张——厂区东围栏后面的红外死角图。”他说得很慢，像是每个字都用锉刀蹭出来的。
我整个人微微一僵，一股冷意从后脊柱一直窜到后脑勺。
“现在在哪？”
“被巡检头捡到了，送去斌叔办公室了。”老六把锉刀放下，拍拍膝盖，“说是有人‘疑似蓄意规避监控’，他们已经备案了。”
我低声骂了句脏话，嘴唇干得几乎要裂开。
这图纸我画得极隐蔽，用的是中性笔描线，图框是手绘，没有任何数字编号，纸张是旧厂用记录本上的撕页，连纸色都和常规档案不一样。那是一份只打算“用一次就烧掉”的东西，却还是被人“无意中”送去了该去的地方。
“你觉得是谁干的？”我问。
老六低头开始重新装钳子，一边擦汗一边说：
“修配组就咱俩，我没动过那钳子。剩下的，就是那些来蹭烟、借工具、打听闲话的人。”
我没吭声，但心里已经浮现出几张模糊但熟悉的脸。
有个新来的少年工，名字叫阿进。瘦，个子不高，眼神总是飘着，说话也不多，可总在我工位附近绕。说是来帮老六修工具，实则一上午能干的事他拖三天，三天能干的他干一个小时，然后一根接一根蹭我的烟。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下班他还在我工台前晃悠，走的时候那把钳子被他碰倒在地。我当时只以为他手脚不利索，没太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他是在“试水”——探口风、探手感，试试我那口袋里到底有没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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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他是厂里安排的？”我压着声音问。
老六摇了摇头，脸上的皱纹像堆起来的旧铁网：
“不一定。有可能是那种‘半真半假’的密告者。”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确实听见了点什么，但他也真怕。怕自己也被卷进去。于是第一时间跑去‘主动报告’，换个清白身份，保条命。”
我咬着牙，脑中像堵了一块石头。
老六说得对。
这厂子里，密告的很多都不是“坏人”，而是怕事的人。他们不是主动出卖你，而是被动交出你。就像是一只陷进火里的耗子，连你这根“同样在烧”的木棍都能咬一口，只为逃生。
“厂里动作快不快？”我问。
老六把老虎钳夹在工台边，敲了两下，发出沉闷的声响。
“动作不快，但味不对。”他看了我一眼，“他们没第一时间动你，也没让你去谈话。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在‘钓鱼’。”
“对。他们想看你接下来做什么——有没有‘上线’，有没有‘组织’，有没有‘连带者’。”
我点了点头，喉咙干得像吞了煤灰。
他们不急，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串。
要我慌，要我自乱阵脚，要我去找人，要我去“联络”。这样，他们就能顺藤摸瓜，抓个“团伙”出来。
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清理一个人”，而是“证明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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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没回宿舍。
我去了厂北边的一处废弃送风井，那是老厂留下来的残构，锈铁墙已经塌了一面，地上是碎玻璃和硬结的石灰块。我就坐在那堆钢渣边上，一夜没动。
天黑后风很冷，我蜷着身体，一边想，一边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我在想：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错了？是不是我不该把老六、许洪亮，甚至阿昌都卷进这个局里？
我已经是“黑名单”上挂号的人，继续顶风走，只会一个个把身边人拖下水。
但我能停下吗？
那一页页图纸，那一条条名单，那些藏在铁盒里、藏在烟盒夹层、藏在废弃灯罩里的资料……不是凭空出来的。那是一个个“死去的人”，在我耳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我不把他们记下来，不把他们写下去，他们就真的像动物一样，死得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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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修配组。
老六没说话，只递给我一张折纸，白纸旧得像是茶叶水泡过，边角还有油渍。
我打开一看，纸上只有几个字：
“他们找我谈话了。”
我抬头望着他：“怎么说？”
“说我跟你走得太近，提醒我别自毁前程。”
我心头一紧：“你怎么回答的？”
老六笑了，那种笑像是下班后的工人窝在烟雾里说段子，不是轻松，而是太久没得选，干脆懒得装。
“我说，我老了，耳朵不好，听不清了。”
我本想笑，但笑不出来。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个厂子不是靠铁门锁住的。
是靠“恐惧”编织的。
人不是不能反抗，而是被“怕”压得动不了。
人会因为怕而背叛，因为怕而装聋作哑，因为怕而装出“与我无关”的样子，看着别人掉下去，还要劝自己说“那是他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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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阿昌来了。
他站在门口，脚尖踢着地砖缝，眼神游移不定，像是在找一个不确定的位置落脚。
“你……还在写那些？”他说。
我看着他，语气平静：“你是来问，还是来劝？”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像鼓起勇气似地说：
“斌叔找我谈话了。”
我点点头：“他肯定找你。”
“他说你是‘极端人员’，迟早要出事，让我别靠太近。”
“你信了？”
他没回答，只是从衣服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笔记本，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第一页写着：
“5.13——小翠 5.21——董姐 5.28——老杨 6.03——韩一鸣”
我怔住，指尖发麻。
“你也在记？”我低声问。
阿昌点点头，脸上泛着羞涩：“我……不会画图，也不会写长话。我就写名字。”
我鼻子一酸，把本子还给他。
这厂里不是没人记得，而是没人敢说“我还记得”。
“我不是他们的人。”他忽然小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
“但你最好别再找我了。”他说。
我笑了笑：“我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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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班后，修配组门口放了一桶新钉子。
桶边贴着一张纸条：
“废区今晚巡查暂停。”
我立刻明白了——这不是通知，是诱饵。
厂方放松“外壳”，是想让我们“咬钩”。
我当即找到老六：“动手，今晚。”
他点头：“今晚，继续补档。”
我们翻出铁盒，重新整理前七十八个“编号档案”，开始写第七十九份——韩一鸣。
我提笔时，老六忽然开口：“等等。”
我抬头看他。
“这份，不写全名。”
“为啥？”
“他可能还活着。”
我怔住了几秒，慢慢点头。
我们写下：
“编号079：‘韩某’，男，技工。逃跑失败，被押至冷库未公开区域，疑似仍生存。记录身份，不写结尾。”
我将那页纸轻轻折起，夹进最深那层铁盒里。
那是“死亡手册”里，第一个“未完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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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关灯前，我躺在床上问老六：
“你最怕的是什么？”
他没看我，只盯着窗外那片漆黑的天：
“不是死，是你走后，他们把我写的都烧了。”
我点点头：“我懂。”
“所以，”他说得很轻，却像从铁皮肺里挤出来，“你再写下一页的时候，得准备个‘死也要传出去’的法子。”
“我会的。”
我们对视了一会，谁也没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那叫“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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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编号080出现了。
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少年工——阿进。
他被调走了，去了一个地方，叫“封闭式实习班”。
那是个只进不出的地方。
他被“利用完了”。
这个厂，连密告者，都活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