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音听完，一愣。
“你是说……中学生，要学失败制度？”
“是。他们已经在课上吵了一整节，争论班干部到底该不该签值日安排单，吵到老师劝不住。他们说——‘要不我们搞个蜂窝流程’。”
蜂窝平台没有犹豫，直接安排三人讲述小组，带着原始制度图谱、72次失败录像、十张签字卡样本，以及一整套群众争议片段，走进了那间普通的教室。
讲课的不是官员，不是学者，是张浩。
这位从祠堂走出来、最早和村民“吵制度”的蜂窝二号讲述人，站在黑板前第一句话就问：
“你们谁在班里吵过架？”
全班安静了三秒，然后，几乎所有手都举了起来。
“我吵过。”
“我说卫生区分配不公平。”
“我不想选那个班长，他安排事只顾他自己。”
张浩点头：“很好，那我们来学制度。”
“不学怎么安排，不学怎么管人，学——怎么把你不满讲清楚、写下来、让别人签上字、出了问题还能贴墙上被人反驳。”
“这才叫制度。”
他把第一张制度卡贴在黑板上，上面写着：
“第七课间卫生轮换机制草案（试行）”
发起人：高一二班学生代表
执行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大课间
异议时间：每周五下午班会自由讨论
签字卡责任人：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组长三人联署
底下附着一张“失败登记表”，赫然写着：
“第2周，卫生区域清扫次序混乱，无人登记，执行失败”
原因：责任人未跟进，学生未形成流程共识
修复提议：每次清扫后当场签字，现场讨论分配不公直接备案，下次可据此调整
全班哗然。
“老师，这个比我们上次开班会讨论那个‘值周日志’清楚太多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吵着写吗？”
张浩笑：“不是可以，是应该。”
他抬手写下四个字：
“讲理训练”
“你们现在的课程叫‘表达与制度’，但我告诉你们，表达如果不能引起规则变化，那就只是情绪。”
“而制度如果不能容纳表达，那就只是控制。”
“你们今天开始，不是学生，是讲理者。”
……
这堂课结束后，全班当场上墙：
每人写一条本周在学校遇到的不合理现象，自行拟议事流程，写争议点，画流程图，标出失败可能和责任人建议。
墙上密密麻麻一大片。
最让人震撼的是——
没有一句抱怨，只有条条“我来提议”“我签字”“我愿被反驳”的自信语句。
蜂窝平台把这些拍成照片，上传到了“讲理地图·青少年版本”中。
那一栏的说明语这样写：
“每一个愿意提出规则问题的少年，都是蜂窝制度的接棒人。”
……
不久，全国多地中学、高职院校、甚至部分师范专业都陆续来信：
“能不能开一门蜂窝讲理课？”
“我们不教孩子顺从，但我们希望教他们如何表达不服，并有机制修复。”
蜂窝讲理课，进入了教育体系。
它不是课程标准，而是制度种子。
张浩在授课总结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孩子们不是学会了制度，他们学会了‘制度是可以被他们写的’。”
那一天，陈家村的小学也贴上了第一张“蜂窝讲理墙”。
墙不高，只到一米三。
但所有卡片，都写得歪歪扭扭、满是错别字。
有一张这样写着：
“我不想扫地，因为我扫得多，别的小朋友少。我们能不能换着来？不行我下次还吵。”
落款：林朵朵，二年级一班。
制度的意义，从未如此清晰。
不是文件，不是模型，不是系统。
是一个七岁的女孩，站在讲理墙前，敢说一句：
“不行我下次还吵。
蜂窝制度走进校园的消息越传越远，最初是中小学，后来是大学文理学科，再后来——法学院也坐不住了。
全国两所顶尖法学院同时向蜂窝平台发来邀请：
“我们正在组织‘法律与社会秩序演化机制’系列课程，拟邀请蜂窝制度参与专题研讨。问题核心在于：蜂窝体系的‘签字卡’是否具备法律证据功能？其制度轨迹图是否能作为新型非正式协约范式存在？”
蜂窝团队收到这个邀请时，反应不一。
张浩说：“法律圈来找我们，是好事，也是难事。他们是最信‘文本规范’的一群人，而咱是最靠‘讲着走’的一套机制。”
许佳音点头：“但咱这套东西，核心恰恰是——制度不靠权威背书，靠的是过程公开，签字留痕，失败可查。这不就是‘软证据’？”
蜂窝最终决定——出战！
这次由刘伟带队，前往北方政法大学，参加名为《制度共识与责任建构》的研讨课。
课程主讲教授是该校着名社会法专家，曾主持多项村治立法课题。他一开场就提问：
“蜂窝制度有一个核心文件叫‘失败记录卡’，你们认为，它算不算证据？”
刘伟笑了笑，举起一本厚厚的资料档案：“教授，我们这本里有134页失败卡，每一页都附有签字、视频截帧和议事笔录。如果这都不算证据，那您法院现场问案时的陈述记录，也不过如此。”
全场哗然。
一位研究生当场发问：“蜂窝制度强调‘谁签谁负责’，但并未通过法定委托，这样的责任认定是否有法律效力？”
刘伟反问：
“那我问你，村干部安排工分，村民认不认？”
“签字人在议事桌上承诺说‘我来收尾’，后来出事了，全村人翻出那张卡，你说有没有社会认同效力？”
“法律，不光靠文本定义，还要靠规则被谁接受、被谁认可。”
教授沉思片刻，忽然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
“蜂窝制度最核心的机制是‘讲理’，你们有没有想过，它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固定规则，只有过程修复，会不会导致不稳定、被情绪主导？”
刘伟拿出了一张“制度争议图谱”，指着其中一条曲线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失败备案。”
“你怕不稳定，我们怕没人敢推翻规则。”
“制度如果不能被反对，那就只能被悄悄破坏。”
“我们每一次讲理，不是靠口才，是靠——签下去的名字。”
“谁讲，谁签。谁签，谁担。”
全场陷入长久安静。
那堂课之后，法学院开设了一门新的选修：
《制度责任卡实务研讨》
课程教材中，引用蜂窝制度原版失败记录五十份，供学生分析其中的“责任结构、协商话语、争议共识点、修复路径”。
其中一条制度争议复盘被全班评为“最具真实法律张力”：
案例：东川村公共水渠调度失败案
起因：两户人家争水时间重叠，系统未设争议反应机制
共议结果：签字卡中新增“责任异议登记人”一项
修复周期：一周
村民反馈：事后未再冲突，认定“谁签谁担，不签不吵”
教授在点评中写下：
“蜂窝制度不是法律，它是法律的前夜。”
“在那一片片签字的纸上，我们看见了草根社会最早的契约精神。”
……
同一时期，中国政法大学发布《基层治理证据制度白皮书》草案，第一次提出：
?“群众自治机制中的签字卡、轨迹图等材料，在未设法律冲突的前提下，可作为社区裁决类事件的事实性佐证”；
?“建议将蜂窝类制度中形成的签字承诺、失败备案等，列入‘实用型协议表达’予以司法参考认定”；
?“探索在无正式合同条件下，以‘过程留痕+群体签约+责任公示’构建事实责任链条，填补制度真空区。”
蜂窝制度，第一次以“事实协议机制”身份，被纳入正式司法参考层面。
而那一天，张浩坐在祠堂院墙外，对着老水井沉默了许久。
他对许佳音说：
“我们最早贴张纸在墙上，怕的就是没人敢看。”
“现在法律界都来看了，反而我们得提醒他们——这纸，不光是制度，它是你敢不敢把责任贴出来的勇气。”
许佳音抿嘴一笑：
“没事，他们怕责任，但喜欢讲证据。”
“咱就用一张张签字卡告诉他们：责任和证据，是一回事。”
那天晚上，蜂窝平台新设“签字卡数据库·法学研究通道”，开放原始责任链图谱供院校和研究机构免费使用。
首页留言处，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在找证据，请先去找——谁签了字。”
随着蜂窝制度陆续进入中小学、法学院，下一站，是——影像学院。
这一次，是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创作中心主动联系蜂窝平台。
“我们想拍一部完全不加旁白、不做预设、不用煽情配乐的纪实片。主角不定，线索不强，只要求一件事：拍到‘规矩是怎么被争出来的’。”
蜂窝团队听完后沉默了半分钟。
张浩反问：“你们不怕拍不出效果？我们那套制度，没有主角，没有高潮，也没有感人瞬间，只有一群人争来吵去、反复推翻自己。”
纪录片团队却笑了：“你们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真实而不矫饰的故事。”
于是，蜂窝制度纪录片《我们吵完了再签》正式立项。
拍摄原则定得极为苛刻：
?不采访，不引导，只记录；
?所有人必须签署“内容不可删减授权”；
?拍摄不选典型人物，只抓真实议事过程；
?失败记录必须完整呈现，不能剪辑避重。
导演第一次进村，正赶上龙虎村临时议会，一条制度失败备案刚出炉。
村支书拍着桌子说：“咱上次说谁跟踪执行？没人签字，这账挂不上墙。”
一位村民怒道：“我提了反对你们不记，这次真出了问题了吧？”
另一个人站起来：“不签就不能执行，签了出错我担，我现在提案重新修订流程，加一张失败触发联签卡。”
导演背后的摄影师当场惊呆：“他们不用剧本吗？”
张浩在旁边笑了：“剧本？这就是他们日常讲话的方式。”
纪录片组一连跟拍两个月，拍到最多的不是“拍板决策”，而是“争执、否定、再议、签字、再失败”的完整闭环。
其中一集重点呈现“责任卡签署现场”，几十位群众按手印、签名、围着制度图一笔笔修改，有人字写歪了回头再补，有人签了名自己回去录像解释。
这一幕拍出来后，导演只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村庄制度的影像，是这个时代少有的——人类集体承担行为责任的仪式。”
最终成片时长197分钟，分为五章：
1.谁来提规矩？
2.谁反对谁签？
3.谁说失败？
4.谁负责修？
5.谁还愿意贴出来？
全程无解说、无音乐、无采访，仅用镜头、现场声和屏幕旁注讲述蜂窝制度从“争议提出”到“责任签署”的全过程。
这部片子在未作宣传的情况下，于高校展映后火速走红，豆瓣评分9.6，一票影评人刷屏热评：
“第一次看见制度不是靠立场争赢，而是靠过程讲透。”
“蜂窝制度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治村，而是提醒我们——治理不是上面安排，是大家吵着写出来的。”
“签字卡比任何镜头都有力量。”
而在蜂窝平台，《我们吵完了再签》的观看链接挂在首页。
点进去前，会先跳出一行字：
“你准备好了吗？这部纪录片没有答案，只有过程。你可能看了两小时还搞不清谁是主角，但你会知道：规矩，原来可以被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