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京的朱雀大街尽头，一座仿长安国子监样式的建筑群拔地而起。朱红宫墙高达三丈，墙头覆盖着青色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宫门上方，“东瀛国子监”五个鎏金大字由李承乾亲笔题写，笔势雄浑，与长安国子监的匾额如出一辙。宫墙内，“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院落依次排开，廊柱皆为楠木所制，雕刻着唐式缠枝莲纹；庭院里的石径铺得平整，两侧种着从长安移栽的银杏，秋风一吹，金黄的叶子落满一地，恍若置身中原学府。
开学大典上，长安国子监派来的博士郑玄（与汉代大儒同名），手捧《论语》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屏风绘着“孔子周游列国图”。他用流利的倭语开篇，随即转用纯正的唐话：“此处虽远在海东，却与长安国子监同制、同学、同考。你们今日入此门，便是大唐国子监的弟子，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志！”
台下三百名学子身着统一的唐式襕衫，腰束革带，头戴“进贤冠”，齐声应道：“谨遵师命！”其中既有傅、伴等旧族子弟，也有渔、织等寒门学子，此刻都以“大唐国子监生”自居。渔户出身的渔小郎握着书简的手微微颤抖——他爹当年连字都不识，如今他却能走进与长安同款的国子监，这在旧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设立东瀛国子监的旨意，是文化归唐的关键一步。李承乾在诏书中明言：“海东需兴教化，方得长治。故设东瀛国子监，隶长安国子监，学制、教材、考官悉从长安例。学子毕业后，可直赴长安应殿试，与内地学子同享入仕之途。”为彰显重视，朝廷还从内帑拨出三万贯钱，作为国子监的办学经费，专供购置典籍、修缮校舍。
为确保“一体化教学”，朝廷下了血本。东瀛国子监的建筑图纸由长安工部侍郎亲自绘制，连廊柱的高度（一丈八尺）、庭院的尺寸（东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都与长安国子监分毫不差；藏书阁里的典籍，是从长安国子监复刻的孤本，《五经正义》《史记》《汉书》等共三千余卷，用防虫的樟木盒装着，由唐军千骑护送而来，每卷末都盖着“长安国子监监制”的朱印；连授课的博士，都是从长安国子监选拔的资深学者，不仅精通经史，还需通过“倭语考试”，确保能为学子答疑解惑。
国子监下设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生标准也与长安一致：国子学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及庶民中的优秀者。海二郎的弟弟海三郎，因在州试中拔得头筹，被四门学破格录取，成了家族的骄傲。他常对着铜镜里的襕衫自语：“俺哥在长安当进士，俺在东瀛国子监读书，将来也要去长安殿试，让爹娘的牌位沾沾光！”
教学内容完全照搬长安。国子学主攻《周礼》《仪礼》《礼记》，博士讲解时会结合大唐的典章制度，让学子明白“礼为何物”；太学侧重《诗经》《尚书》《春秋》，要求学子不仅会背诵，还要能批注，写出有见地的策论；四门学则兼修经史与算术、书法，算术用大唐的“算经十书”作教材，书法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的碑帖，连握笔的姿势都要按“唐式执笔法”纠正。
每月的月考、每季的季考，都按长安国子监的标准命题，试卷由长安派来的监考官密封审阅，成绩张榜公布时，只写名次与浮票号，不写姓名，确保公平。有个傅氏子弟仗着父亲是州刺史，上课迟到还顶撞博士，被博士当场罚站三日，抄《论语》百遍。傅刺史想来求情，却被郑玄挡在国子监门外：“国子监乃教化之地，不论出身，只论规矩。长安的皇子犯了错都要受罚，何况一个贵族子弟？”从此，再没人敢在国子监里摆架子。
东瀛国子监的“实践课”更是别具一格。博士们带着学子实地考察唐式水渠，让他们用《九章算术》计算斗门的调节水量；参观军镇时，要求学子结合《孙子兵法》分析防御阵型；甚至会去农田里，用《泛胜之书》里的知识指导农夫施肥——学子们都说：“原来经书里的道理，不是空谈，就在咱身边的水渠、军镇、稻田里。”
最让学子们振奋的是“直通长安”的仕途。东瀛国子监首届毕业生中，有十人被推荐赴长安参加殿试，其中菅原明的堂弟菅原智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专门校勘东瀛道送来的典籍。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长安的同僚待我如兄弟，没人把我当‘海东人’，只说我是‘大唐进士菅原智’。陛下还问我东瀛国子监的教学情况，夸咱那里‘教化有方’呢！”
三年间，东瀛国子监输送了百名学子赴长安为官，五人官至五品以上。其中最出名的是渔民出身的渔勇（为区分称“小渔勇”），他在殿试中对答如流，提出的“海东渔业与中原互市策”获李承乾赞赏，被破格提拔为太仆寺丞，负责唐倭贸易。他每次回东瀛道，都会去国子监给学弟们讲学：“长安的门，对咱东瀛学子永远敞开，只要你有真学问！”
消息传回东瀛道，国子监的入学名额成了香饽饽。各州府的学童们熬夜苦读，油灯熬干了一盏又一盏；学宫的门槛被踏破，考官们不得不增加“预考”环节，才能筛选出最优秀的苗子。和州的学宫墙上，贴满了学子们的誓言：“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大唐书”“学好经义去长安，不负东瀛国子监”，墨迹未干，却已透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郑玄在东瀛执教五年，看着学子们一批批毕业赴长安，看着藏书阁的典籍从三千卷增至五千卷，心里满是欣慰。离任前，他在藏书阁的石壁上题了一行字：“海东学子长安去，此是大唐最东校。”后来，这句话成了东瀛国子监的校训，被刻成匾额悬挂在正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秋日的国子监庭院里，郑玄的继任者正在给新生授课。讲台上摆着长安最新送来的《大唐律令疏议》，书页间夹着学子们的批注；台下学子们的笔记本上，用工整的汉文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窗外，“东瀛国子监”的匾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长安国子监的匾额遥相呼应，仿佛两颗遥相守望的星辰。
竹唐（竹三郎的孙子）也成了这里的学生。他捧着《论语》，听博士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忽然明白了爷爷常说的“归唐”是什么意思——当海东的学子能在与长安一样的学府里读书，能凭着学问去长安为官，能与中原学子共读一部经史，这片土地便早已是大唐的一部分，而他们，都是大唐的读书人，血脉里流淌着同样的文化基因。
东瀛国子监的钟声响起，浑厚悠长，与长安国子监的钟声在风中交汇。这钟声里，藏着文化的认同，藏着血脉的融合，更藏着一个真理：当教育与长安同轨，当学子与中原同心，归唐便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代代相传，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