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这座繁华得如同钢铁丛林的城市里，2014 年 5 月 3 日中午，天河区“金穗四星宾馆”内，保洁员张淑芳正对着 316 房的地漏怒目而视，那眼神仿佛能在地漏上灼出两个洞来。这周她都快被客房部经理王胖子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那胖子每次见她都扯着嗓子喊：“张姨，你咋连个地漏都搞不定？”可他哪晓得，现在的年轻人用护发素那叫一个豪放，跟不要钱似的整瓶往洗手台倒，地漏早就被糊得死死的，跟谢顶男人那油亮反光的脑门没啥两样。
张淑芳憋着一肚子火，抄起火钳就往地漏里捅，刚捣鼓两下，地漏“噗”的一声，冒出一坨蜡黄色、黏糊糊的玩意儿，那模样、那气味，活脱脱一块融化了的榴莲千层蛋糕，臭气跟长了腿似的，顺着瓷砖缝直往人鼻腔里钻，熏得张淑芳差点把早上美滋滋吃下的叉烧包一股脑儿吐回马桶里。
“哪个天杀的把牛油火锅往这倒啊？”张淑芳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用火钳夹起那团东西，这一夹不要紧，她眼瞅着表面浮着根卷曲的毛发，油亮得可比她儿子花大价钱烫的锡纸泡面头还晃眼。再凑近一瞧，蜡黄底下透着粉红，纹理间还嵌着细小的筋膜。张淑芳今年五十二，大半辈子都耗在和马桶、地漏打交道上了，啥脏东西没见过，可这会儿，她手里这玩意儿却让她寒毛直竖，心里直发怵——这分层、这质地，怎么看都像是人体脂肪啊！火钳“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盯着那坨东西，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在老家看杀猪的场景，屠夫把猪板油摘下来时，可不就是这么颤巍巍、油腻腻的晃荡感嘛。
这边张淑芳吓得不轻，那边警戒线已经在宾馆里拉得跟蜘蛛网似的。法医老王蹲在地漏前，瞅着那坨可疑物，突然爆发出一阵杠铃般的笑声：“嘿，瞧瞧这脂肪层，比我家那口子熬的猪油还均匀细腻呢！”他戴着双蓝色橡胶手套，像个正在进行精细手术的主刀医生，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小块组织，迎着光这么一照，蜡黄色的脂肪在光线穿透下，竟透出大理石般的纹路，“这凶手切肉的手艺，跟切高档三文鱼刺身似的，沿着腹外斜肌走向下刀，那叫一个精准，一般人可没这本事，没在屠宰场练上个十年八载的刀工，根本就做不到。”旁边负责记笔录的小刑警小李，听得脸色煞白，胃里一阵翻腾，笔尖在本子上抖得跟筛糠似的：“王法医，您说会不会是个厨子干的？”老王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在看个不懂事的孩子：“厨子切肉用菜刀，切口粗糙得很，这切口，跟锋利的杀猪刀似的——不对，比杀猪刀还讲究，你瞅瞅这筋膜处理得多干净，我给本科生上解剖课的时候，他们都没这细致劲儿。”
监控室里，保安科长刘秃子正对着屏幕挠他那油光锃亮的脑门，脑门上的褶子都快被他挠平了：“您瞅瞅这帽子男，跟个半夜飘出来的幽灵似的，鸭舌帽压得那叫一个低，比我初恋当年甩我的时候，我耷拉着的脑袋还低呢。”4 月 30 日晚 9 点 33 分，监控画面里，死者杨某晴——某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总监，脚蹬十厘米恨天高，身姿摇曳地刷卡进了 316 房。半小时后，帽子男抱着个印着“办公用品”的纸箱跟了进去，纸箱侧面渗着可疑的红色水渍，那颜色、那形状，像极了张淑芳老家过年贴的褪了色、皱巴巴的春联。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接下来的三天里，这帽子男每天都拖着个 28 寸的行李箱在走廊里来回晃悠，箱子轮子在走廊地砖上滚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张淑芳每次听到，都觉得像她家漏了气、时不时发出怪声的煤气罐，听得人后颈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等等！”刑警队长老李一直紧盯着监控，这时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定格画面，大吼一声，惊得刘秃子差点从转椅上摔下来，“他右手提的包，鼓鼓囊囊的，跟怀胎三月的孕妇肚子似的，左手拎的长条物体——”老李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杯都跟着跳了起来，“法医不是说了嘛，死者缺了头颅和胫骨，你们瞧瞧，这玩意儿可不就是人腿？瞅瞅这惨白的光泽，比我家冰箱里冻了半年的带鱼还亮堂呢！”画面里，帽子男正优哉游哉地经过大厅，路过前台的时候，还跟服务员小姑娘笑了笑，露出一口白得瘆人的烤瓷牙，那笑容，小姑娘事后跟同事们描述起来，还心有余悸：“当时我就瞅着这人笑得不对劲，渗人得很，跟殡仪馆里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师似的，皮笑肉不笑。”
警方这边马不停蹄地查着线索，另一边，菜市场也“炸了锅”。当警察在兴丰村菜市场角落的肉渣桶里翻出半根胫骨时，卖猪肉的王富贵正对着自家案板唉声叹气：“真是见了鬼了，今早上刚宰的猪，我明明数得清清楚楚，咋左前腿的筒骨就少了一根呢？难不成让隔壁卖牛肉的老张给顺走了？”那根胫骨干干净净，骨膜被刮得比他老婆精心敷了十层面膜的脸还光滑，髓腔里残留的血水在晨光里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法医老王一看，忍不住直拍大腿：“好家伙，这凶手剔骨的手艺，在屠宰场那都能评个八级技工了，比我还懂怎么把骨头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
外围调查组那边也有了新发现，摩的司机老陈一见到警察，就拍着胸脯，竹筒倒豆子似的把知道的全说了：“那孙子坐我车的时候，身上那股味儿啊，就跟我去年在垃圾场捡的死猪放了三天的味儿一模一样。”老陈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他跟我说去兴丰村找亲戚，结果呢，我在村口眼巴巴等了他两个小时，他空着手回来，袖口还沾着黑灰，跟刚从坟里爬出来似的。哦，对了，他耳朵后面有条疤，细长细长的，跟晒干的黄鳝似的，我当时瞅见那疤，心里就‘咯噔’一下，这模样，跟电视剧里演的杀人犯简直一模一样啊！”
嫌疑人落网的时候，正蹲在自家院子里优哉游哉地磨杀猪刀呢，面前摆着三口油腻腻、脏兮兮的不锈钢盆，盆里分门别类泡着各种内脏——肝、肾、胃整整齐齐码放着，旁边还放着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人体解剖学图谱》，书页间夹着他在天河屠宰场的工作证，仿佛在无声地宣告着他的“专业”。“张健，35 岁，有抢劫前科，出狱后就在天河屠宰场当分割工。”小李念着档案，眼睛扫了一眼院子里挂满的腊肉，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那些腊肉在风里晃晃悠悠的，怎么看怎么像晾晒着的人体组织，“您这职业习惯可够特别的啊，杀人都搞专业对口，别人杀人顶多算个业余爱好，您倒好，直接把工作技能带回家发挥了？”
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张健直勾勾地盯着桌上那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刀身映出他耳后的疤痕，那是五年前在监狱里，为了抢一碗红烧肉跟人干架留下的“纪念”。“杨某晴给我 30 万，让我撞死她老公。”张健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暗沉，像块生锈的铁皮在粗糙的地面上拖行，“她说她老公知道她出轨了，要分走一半财产，整整八百万啊！我开着套牌车在路口守了三天，瞅准她老公过马路的时机，‘嗖’的一下就撞上去了——那男的当场就断了气，血跟喷泉似的滋溜滋溜往外冒，跟杀猪放血没啥两样。”
老李本来正端着茶杯，听到这儿，“砰”的一声把茶杯重重放在桌上，茶杯里的枸杞在水面上蹦跶得老高：“所以一年后，你又接到活了，这次目标变成了杨某晴？”张健麻木地点点头，指甲深深抠进掌心，留下一道道月牙形的白印：“是她相好的贺强找的我，说她逼婚逼得太紧了，还威胁要把雇凶杀人的事抖出去。贺强给了我 50 万，让我做得干净利落点，最好像杀猪一样，把尸体分解了，扔到菜市场去——他说那儿每天处理成吨的肉，混进去根本没人会发现。还别说，要不是宾馆地漏堵了，你们说不定还真抓不到我呢。”
说到这儿，张健突然咧开嘴笑了，笑得肩膀直抖，那笑声在审讯室里回荡，让人毛骨悚然：“我按照屠宰场的流程来的，先放血，再解四肢，最后处理内脏。你们在下水道找到的脂肪，是我从腹部切下来的，本来想着把瘦肉卖给做肉包子的，能多赚点，结果地漏堵了——早知道直接扔垃圾桶就完事了，还害得我多跑一趟菜市场。”小李在旁边听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想起早上在食堂吃的肉包，嘴里瞬间泛起一股蜡黄的脂肪味，忍不住“呕”的一声干呕了出来。
这边审讯正激烈，那边贺强也被警方找上门了。贺强被带走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美滋滋地挂“人民好公仆”的锦旗呢，锦旗的金边在阳光里闪闪发光，映得他脸上的汗珠都像珍珠似的。他一看到老李手里的证据链，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手里保温杯里的枸杞像是收到了什么信号，突然集体沉到了杯底，跟他此刻的心情一样，一落千丈。“是杨某晴先提出来杀她老公的，她说她老公掌握了她挪用公款的证据，要是不除掉，迟早得坐牢。”贺强哆哆嗦嗦地掏出手帕擦汗，手帕上绣着醒目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后来她非要离婚嫁给我，我老婆知道了，闹到我单位，说要去纪委举报我，我实在是没办法啊……”
老李眼神复杂地看着办公桌上贺强的全家福，照片里，贺强的老婆笑得像朵盛开的牡丹，娇艳动人，女儿抱着洋娃娃坐在中间，天真可爱——这场景和杨某晴手机里的自拍何其相似，只不过照片里的男人从杨某晴老公换成了贺强。“你知道张健把杨某晴的胫骨扔哪儿了吗？”老李突然发问，声音冷得像冰碴，“菜市场的肉渣桶，跟猪骨头堆在一块儿。你说要是老百姓知道，自己买的肉馅里混过人肉，会怎么想？说不定现在正蹲在你家楼下的包子铺里骂街呢。”
贺强的脸瞬间白得比墙上的锦旗还煞白，手指紧紧绞着手帕，像是要把自己的肠子也绞断：“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干啊，我只说让他处理掉尸体……”老李愤怒地打断他：“处理？你以为杀人是下棋呢，走错一步还能悔棋重来？杨某晴老公死的时候，他女儿才五岁，现在见着穿西装的男人就哭；杨某晴死了，她父母在菜市场找了三天，以为女儿变成了猪骨头——你说，这事儿还有天理吗？”
案件终于告破，那天，张淑芳特意在卫生间给地漏烧香。她恭恭敬敬地点了三炷香，小心翼翼地插在地漏旁边的瓷砖缝里，嘴里念念有词：“姑娘啊，不是阿姨心狠，实在是这地漏堵不得啊，你要是还有啥需求，下次找人，去隔壁宾馆找，他们家地漏粗，通起来容易。”刚念叨完，隔壁房间的地漏突然“咕噜”响了一声，吓得张淑芳抄起火钳就往外冲，一头撞上进屋取证的小李，差点把人家的工作证给撞飞了。小李捂着后脑勺，哭笑不得地说：“张阿姨，您这火钳，比我们的警棍还有威慑力呢。”
案子破了，可后续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菜市场的肉铺生意一落千丈，王富贵急得每天举着个大喇叭在摊位前吆喝：“新鲜猪骨，假一赔十！大家看看这刀痕，跟杀人犯切的完全不一样！”可顾客们哪管他喊什么，只要一看到筒骨上那整齐的刀痕，脑海里就忍不住浮现出新闻里的碎尸案画面，纷纷像躲瘟神似的绕道而行。直到某天清晨，张健被押解着来指认现场，路过王富贵的肉铺时，他突然像个专业评委似的开口：“大叔，你这骨头上的肉没剔干净，留着筋膜影响口感，得顺着腓骨长肌的走向剃刀。”王富贵一听，气得抄起杀猪刀就追，边追边骂，一口气追了三条街。说来也怪，这事儿之后，肉铺生意居然慢慢好了起来——毕竟能让杀人犯点评的肉铺，听起来就比普通的多了些神秘噱头，吸引了不少好奇的顾客。
法医老王在结案报告里写得龙飞凤舞：“死者被肢解时处于濒死状态，凶手使用专业屠宰工具，手法精准度堪比医学院解剖学教授。”老李看到报告，忍不住笑出声来：“下次咱们局里招聘法医，得优先考虑屠宰场下岗职工，人家这实操经验，可比书本知识强多了。”旁边正在给张健做笔录的小李，听到这话，手一抖，钢笔在纸上划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怎么看怎么像张健院子里挂的那把杀猪刀。
四星宾馆重新开业那天，316 房的地漏换了新的，可还是时不时就堵。宾馆里的保洁员们私下里都传得神乎其神，说那是杨某晴的怨气卡在管道里，化作了永远通不了的脂肪块。张淑芳每次经过 316 房，都要在门口放上一块腊肉——她振振有词地说，这是跟杀猪匠学的，用同类的气味能镇住怨灵。至于有没有用，只有地漏里的水渍知道，它们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像极了杨某晴临死前没流完的眼泪，也像极了张淑芳火钳下那坨永远洗不掉的蜡黄色脂肪。
广州的夏天依旧湿热难耐，菜市场的肉铺依旧飘着那股熟悉的腥味，四星宾馆的走廊里依旧有人拖着行李箱“咕噜咕噜”地走来走去，只是再没人敢对着地漏乱倒东西了。张淑芳呢，还是每天拿着火钳兢兢业业地通地漏，只是现在，她每次通完都会对着地漏念叨几句：“姑娘，一路走好，下辈子可别再碰上这种杀猪的恶魔了。”而那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终究成了监控里永远模糊的影子，就像他留下的那坨脂肪，虽然被冲进了下水道，却在每个想起的人心里，留下了永远洗不掉的臭味——比榴莲千层蛋糕的味儿臭，比过期的杀猪刀散发的味儿臭，比人性里深埋的贪婪与愚蠢，还要臭上千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