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清丈田亩、整顿户籍，都是牵动天下根基的难事，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朝野动荡。
回溯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堪称一代雄主。
他起兵推翻王莽新朝，扫平群雄、延续汉祚，凭借再造神州的盖世功勋，威望与威势皆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
可即便如此，当他推行“度田令”，意图清查天下土地、核实人口以规范赋税时，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险些让新生的东汉政权再次分崩离析。
彼时，度田令颁布后，各地世家大族、豪强地主纷纷抵制。
他们或隐匿田亩、虚报人口，或勾结地方官吏篡改户籍，甚至动用私兵对抗朝廷核查。
短短数月内，大汉十三州中，直接爆发叛乱的便有四州，其余各州亦处于观望动摇之中。
三年内，因镇压叛乱、查处贪腐而被罢免或诛杀的郡守多达十几人，其数量竟比汉末乱世中嗝屁的郡守还要多。
光武帝虽然有心坚持，却在天下大乱的现实面前，最终迫于各方压力，下令终止度田令，默许了世家豪强的既得利益。
光武帝这般雄主尚且折戟沉沙，足见度田之事的阻碍之大、风险之高。
如今长安朝廷推行的清查益州田亩、重新登记户籍之策，本质上便是新一轮的“度田”，其难度较光武帝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益州承平数十年，世家大族根基远比东汉初年的地方豪强更为深厚，他们不仅掌控着大量土地与人口，更渗透到地方政务、军事的各个层面，抵制手段也更为隐蔽且坚决。
另一方面，朝中许多老臣本身便出身世家大族，其家族利益与度田政策直接冲突，是以他们虽不敢公开反对，却在暗中百般阻挠。
或拖延政令下发，或克扣核查所需物资，或向益州世家传递消息，明里暗里的“拖后腿、扯袖子”，就是不愿让朝廷的度田大业顺利推进。
当天子在朝堂上提出“谁愿前往蜀中，主持度田大业”之时，殿内瞬间陷入死寂。
满朝文武皆低垂着头，无人敢应声。他们深知，此去益州，既要对抗盘根错节的世家势力，又要应对朝中老臣的暗中掣肘，稍有不慎，轻则丢官罢职，重则可能身陷险境，甚至引发蜀地叛乱，落得“身败名裂、祸及家族”的下场。
太尉杨彪、司空董承，等重臣虽有心为国分忧，却也因年事已高、顾虑重重而沉默；刘浪麾下的将领多擅长军事，对地方政务与世家周旋之术并不精通，亦不敢贸然领命。
就在天子面露失望、朝堂气氛愈发凝重之际，一道声音打破了沉寂：“臣法正，愿往蜀中，主持度田之事！”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新晋入朝的军师中郎将法正正躬身出列，神色坚定。
法正虽是益州降臣，却不是益州人。只是早年为了避难，才前往益州定居。早先在刘璋麾下不得志，归附汉室后因献策平定益州、谋划治蜀之策而获重用。
他既熟悉益州世家的脾性与根基，又深知朝廷推行度田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他虽是扶风县人，却因为久居成都，与朝中阻挠度田的老臣无利益牵扯，而他在益州本土又无家族羁绊，可毫无顾忌地推进新政。
天子见法正主动请缨，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欣喜，却仍略带担忧地问道：“孝直，蜀中世家势大，朝中亦有阻力，此去凶险重重，你可有把握？”
法正抬起头，语气沉稳而恳切：“陛下，度田之事关乎汉室根基，虽难却不可不为。臣出身益州，深知世家之弊。
若任由其隐匿田亩、私藏人口，不仅朝廷赋税受损，更会让蜀地百姓贫富差距愈发悬殊，长此以往，必生祸乱。
臣此去，当以‘恩威并施’之策推进度田：对顺从朝廷、主动配合清查者，可保留其部分合法利益，甚至酌情授予官职；对顽固抵抗、勾结官吏者，则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同时，臣会奏请陛下赋予‘便宜行事’之权，以便应对突发状况，确保度田之策落地。”
这番话既展现了法正的决心，也体现了他的谋略，满朝文武闻言，皆暗自钦佩。
天子见状，大喜过望。当即准奏：“好！便命你为益州度田使，持节前往蜀中，总领度田事宜，所需人手、物资，皆由朝廷全力调配！朕盼你早日平定蜀地田亩之弊，为天下度田树立典范！”
法正躬身领命：“臣定不负陛下所托，必圆满完成度田大业！”
消息传出，朝中老臣虽有不满，却因法正的身份与汉献帝的支持而不敢反对。
法正可是刘浪拜的军师，又是天子亲封的度田使。得罪了法正，那可就是和天子和大将军刘浪对着干。
为了益州世家的利益，同时得罪天子和大将军，他们没这个胆子。
益州世家得知朝廷派法正前来主持度田，亦暗自警惕。
他们深知法正虽为益州旧臣，却压根不是益州人，而且素来刚正不阿，且对世家弊端了如指掌，此次前来，恐怕不会像张松那般有所妥协。
兵贵神速。
法正深谙用兵之道，自然知道此事越快解决越好。
当天就收拾妥当，连夜扛着行李往成都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