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宝成交代这些事的时候说了：
他说当天看到警犬追过来，心里也吓得直打鼓。他知道自己再能跑，也跑不过四条腿的警犬。
那两条大狗在后面狂吠，声音震得他耳朵嗡嗡响，他腿肚子直发软，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着：“完了，这回肯定栽了。”
可就在两条狗张牙舞爪，眼看就要扑到他身上的时候，突然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猛地停在了原地。
原本竖得高高的耳朵瞬间耷拉下来，尾巴也夹得紧紧的，浑身上下直发抖。
李宝成自己也有点懵逼，心里直嘀咕：“哎我去，难道这附近有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用了葵花点穴手把狗给定住了？”
不过他手上也没闲着，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大土坷垃，用尽全力朝着那两条狗砸了过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去你的！”
狗一看，吓得魂飞魄散，心里想着：“这人咋不按套路出牌，还用上道具了。”于是夹着尾巴撒腿就跑，头都不敢回呀。
看着大黑远去，李宝成站在田地里，心一直还在扑通扑通地跳，像擂鼓一般。他四下仔细看了看，此时农田里空荡荡的，除了风吹过庄稼时发出的沙沙声，连个人影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阿飘了。他愣了好一会，突然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我身上这味！”
想到这里，他脸上渐渐露出得意的笑容，心里乐开了花：“哎，这下可好了，我这不是有了独门绝技了吗，以后再也不用怕那些警犬了。”
其实，老流氓的优势远不止这一点。
他作为兽医，常年走街串户给牲畜看病，时间一长，哪个村谁家什么情况，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哪家的媳妇长得漂亮，哪家的男人晚上要去上夜班，他心里都门清了。
村民们闲聊时，无意间透露的警方布控消息，他也悄悄记在心里。这样一来，他总能轻而易举地掌握警方的动向，作案时自然如鱼得水。
不仅如此，他对各村的小路、田间地头，熟悉的像自家后院一样。常年在外奔波，他的身体素质也练得极好。
更绝的是，他有一项特殊本领，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这是他在给牲畜们看病时，练出来的本事。
为了安抚动物的情绪，他学会了模仿牛叫、羊叫，甚至狗叫。作案时，他就故意改变自己的声音，说话阴阳怪气，像动物嚎叫一样，听得人毛骨悚然。
其实早在1973年，警方就曾经怀疑过他。当时警察把众多嫌疑人的声音都录了下来，让受害人辨认。
可他作案时变了声，受害人根本听不出来。再加上他家离作案中心区域较远，警察一度忽略了他。
就像那次扛着70斤大米逃跑，警察根据常人体力推算，在周边5公里范围内展开调查，可他家却在10公里之外，你这上哪说理去？
也正是这一项疏忽，才让他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又逍遥法外了好几年。
李宝成虽然狡猾，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一天，他作案后露出了破绽。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往家走，天空中飘起了小雪。起初他并没有在意，可回到家后，突然发现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
他心里咯噔一下子，冷汗直冒：“坏了，这脚印要是被警察发现，可就全完犊子了。”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在院子外上蹿下跳，像个疯子似的乱跑一通，想把脚印弄得乱七八糟，让人看不出来方向。接着他冲进仓库，扛出一袋小米，随手撒了一些在地上，制造出家里被盗的假象。
然后他背着剩下的小米，慌慌张张地跑到桥洞子底下藏了起来，最后又绕了一条很远的路才偷偷回家。
警察后来确实顺着脚印找到了他家，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次绝佳的破案机会，就这么白白错过了。
咱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那个年代的事，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公检法系统几乎瘫痪，办案人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今天还在查案，明天可能就被调去学习改造了，能有人负责这个案子，已经算不错的了。
再说当时的办案条件，简直是一言难尽。一个派出所要能有一个带斗的小摩托，都算得上是豪华装备了。
警察们大多骑着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奔波，排查起来耗时又费力。通讯，更是基本靠吼，打个电话更难，更别提什么手机电脑了。
破案全靠脚印、指纹这些最基本的手段，效率低到你难以想象。
就这样，李宝成的案子，才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79年，他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作案。
警方对此议论纷纷，难道是他年纪大了，零件生锈，干不动“牲口”的活了？还是突然良心发现，改邪归正了？
有人甚至猜测，他可能已经去世了。如果真是这样，这案子恐怕永远都破不了了。
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收手，只是作案频率低了许多。那些受害女性大多又选择了沉默，不再报案。
想想也是，警方抓了他好几年都没抓到，报案除了自己丢脸，还能有啥用呢？大多数人只能吃个哑巴亏，默默忍下这口气。
直到1982年，李宝成再次现身。这次他出现在了通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区。那是一个阳光慵懒的中午，他溜达到了通县梨园附近的一个供销社。
供销社在当年可是个好地方，相当于现在的百货大楼或者超市，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分成一个个小商店，比如百货店、五金店、副食店、土产店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