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话锋再次含蓄地引向核心,“那些失落的人,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对我们组织部门有太大意见——毕竟我们是在‘严格执行程序’、‘优中选优’。”
“他们只会觉得,是组织程序太复杂?还是有人根本没给我们留机会?”
“组织部名额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想照顾,也爱莫能助啊!”
“这份失望,这份……委屈,会自然而然地汇聚到谁身上?”
话已至此,无需再明言。
蒋珂文的逻辑清晰而歹毒: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潜在的怨气,都会被精准地导向那个几乎“吃独食”的人——江昭阳。
组织部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尽责的筛选者”,惋惜却又无奈的“旁观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被江昭阳“挤压”了工作空间的“受害者”。
将矛盾转嫁,这一招高明且隐蔽。
组织程序成了完美的挡箭牌,保护了蒋珂文自身的“洁净”和“规则性”。
同时也完成了对江昭阳的精准“围猎”。
所有的指责、不满和潜在的矛盾,都会被精准地、无声无息地导流到江昭阳身上。
让他这个看似大获全胜的县长,在无形的压力和人言的暗流中逐渐陷入被动,举步维艰。
这一手,不可谓不高明。
蒋珂文这是在借力打力,祸水东引。
魏榕靠在椅背上,长久地沉默着。
办公室里只剩下电子挂钟秒针枯燥的行走声。
紧接着,蒋珂文的声音陡然一变,从刚才的“忧心”转为一种极为凝重,甚至带着一丝肃杀的气息:“最后,魏书记,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您重点汇报。”
“关于琉璃镇的陈郁文同志……我们组织部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蒋珂文描述的那种无形压力仿佛在电话线那头具象化了。
像一片浓重的阴云正在县里各大衙门间弥漫、聚合,最终会精准地笼罩在琉璃镇那个即将公示的副镇长陈郁文头上。
而他背后站着的那个人,就是众矢之的。
陈郁文就像一个行走的靶子,会为江昭阳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冷箭。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蒋珂文似乎并不着急,他在等待,等待魏榕权衡,等待她可能出现的犹豫——那是他下一步进击的切入点。
终于,蒋珂文再次开口,声音更加靠近话筒,带着一丝刻意的、为领导着想的关切:“魏书记,您看……这事儿,我是担心,现在公示信息如果发出去,就像往平静的湖面突然砸进了一块大石头,怕是要捅了马蜂窝啊?”
“各种议论、各种揣测,肯定会满天飞。”
“尤其在……陈郁文同志这个提名上,议论恐怕会更集中,也更……负面。”
他强调了“捅了马蜂窝”和“更负面”。
然后,他抛出了看似最体贴的劝告,却也是最后一重隐晦的威胁:“这舆论风暴一旦起来,矛头直指江县长那边,我担心,可能对江县长现在想在琉璃镇大刀阔斧、迅速打开局面的意图……反而不太有利啊?”
他将江昭阳的短期政治目标与潜在的风险捆绑在一起。“这局面,是不是有点太激进了?”
“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
“比如说,我们再稍微缓几天,多收集一下方方面面的意见,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矛盾在公众眼前突然激化?”
“魏书记,您看……这个提议,值不值得再斟酌一下?”
蒋珂文将“缓几天”**成“避免矛盾激化”、“保护江县长工作顺利”的谨慎策略。
但在魏榕听来,这等同于要求“搁置”甚至是“撤回”那份即将发出的公示。
这是对组织程序和已经形成的决议的公然挑战。
拖延几天?
拖延之后呢?
无非是蒋珂文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联络、施压、制造障碍,甚至可能让江昭阳好不容易敲定的人事布局再生变数!
蒋珂文显然察觉到了魏榕沉默下压抑的决断力,他并不放弃。
电话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更加肃杀,仿佛连信号电流都在这一刻凝滞凝固。
“还有一件事,魏书记,”蒋珂文的声音陡然下沉,每一个字都带着铅块般的重量,“是关于……陈郁文同志的。”
“我们组织部干部监督股的同志,昨天接待了一位来访者,留下了一份材料……”
他故意停顿,似乎在组织最危险的语言。
“是……实名举报信。”最后五个字,他说得极慢,极清晰。
魏榕的心脏猛然一沉。
最坏的情况还是来了。
在干部考察任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公示启动前的敏感窗口期,没有什么比“实名举报”更有杀伤力。
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流程的深水炸弹,足以掀起滔天巨浪,将一切既定计划彻底打乱。
“实名举报?”魏榕的声音依旧低沉,但尾音不易察觉地带上了一丝疑问的锋芒。
她没有直接质疑举报的真实性,但这两个字本身的分量已足以引起重视。
“是的,魏书记。”蒋珂文的语气充满了事态严峻的沉重,“内容……指向性非常明确,主要是反映陈郁文同志在琉璃镇工作期间的一些……渎职问题和可能存在的不当经济往来。”
“具体的指控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但问题是,”他语速加快了一点,强调着要害,“只要是以实名形式提交,按照现行的干部监督条例和组织工作纪律,无论是出于保护举报人还是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我们组织部门都必须介入!”
“暂停考察程序,开展必要的外围核实!这是硬性规定!”
程序!又是冰冷的程序!
但这套程序在此刻成了蒋珂文手中最锋利的武器。
他无需亲自冲锋陷阵,只需遵循“程序正义”,就能名正言顺地将江昭阳的计划强行掐断。
“核实需要多久?”魏榕冷静地问。
“这个……难说。”
蒋珂文的声音透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快则一两周,慢则一两个月,甚至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