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莫斯科，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会议室。
奥尔忠尼启则手中的雪茄烟灰已经积了半英寸长，但他浑然不觉，只是死死盯着桌面上摊开的十二份电报——全部来自联合帝国各地。他的副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正在用激动到发颤的声音念着最新的采购清单：
“……复兴重工集团（机械制造垄断，1798年建立）位于内东北行省（大连）的第二拖拉机厂，愿意以每台550华夏元的价格出售库存的五千台‘复兴-25型’拖拉机，这比三个月前的报价低了250华夏元，而且接受以乌拉尔木材、西伯利亚毛皮和巴库原油支付，黄金比例只需15%……金刚集团（钢铁垄断，1838年建立）在帝都的谈判代表陈交隆（工业大臣，北方党人）刚刚发来补充协议，愿意将额外200万吨特种钢材的单价从35华夏元降到28华夏元，条件是我们必须同时采购他们的‘金刚-7型’轧钢机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在危机前要价1200万华夏元，现在只要600万……”
“等等，”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打断他，推了推眼镜，“轧钢机生产线？复兴重工肯卖这个？1928年我们派人去考察时，他们连参观都不让，说涉及‘国家机密’！”
“现在他们求着我们买，”米高扬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加密电报，纸张因为频繁传阅已经起毛，“这是复兴重工董事长刘本忠（财政大臣，北方党人）通过秘密渠道发来的。他说，如果苏联能在六月底前签下这条生产线的订单，复兴重工愿意免费赠送五十名工程师的三年技术服务——包括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和设备维护。”
会议室里陷入死寂。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窗外克里姆林宫卫兵换岗的口令声。良久，奥尔忠尼启则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刘本忠是张凌云内阁的财政大臣，北方党核心人物，他哥哥刘博文是联合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掌管着北亚舰队（总部海参崴）。他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们？”
“因为钱，”米高扬从公文包底层抽出厚厚一摞财务报表，“复兴重工的股票价格从1929年10月的每股125华夏元跌到现在的47华夏元，金刚集团从98华夏元跌到32华夏元。南方党的周伯宜（党首，魔都总部）控制的铂金集团（金融，1825年建立）正在做空北方党的所有重工业股票，刘本忠如果不能在六月底前让复兴重工的股价回到60华夏元以上，他就会被董事会罢免——到那时，北方党在联合帝国内阁的财政大臣位置，很可能会被南方党接替。”
皮达可夫倒吸一口凉气：“所以刘本忠是在赌命？用贱卖国家核心工业设备的方式，换取短期现金流拉升股价？”
“不只是刘本忠，”米高扬又抽出另一份文件，“看这个——龙武集团（能源垄断，1798年建立）董事长杨康（南洋党党首，新加坡总部）发来的报价单。他们愿意以每吨7华夏元的价格，出售三万吨成品航空燃油，这只有国际市价的三分之一。条件是，我们必须从东方橡胶公司（橡胶垄断，1854年建立）——也是杨康控制的企业——采购至少五万吨橡胶，价格可以给到市价的八五折。”
“杨康要什么？”奥尔忠尼启则敏锐地问。
“政治支持，”米高扬压低声音，“杨康的南洋党在联邦议会（总部新加坡）只有38个席位，而南方党的周伯宜有52席。如果杨康能做成这笔大单，向选民证明他‘有能力为南洋联邦带来实际经济利益’，他在明年的大选中就有可能翻盘。为此，他甚至愿意……”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愿意提供荣耀集团（科技垄断，1798年建立）最新研发的‘荣耀-3型’无线电测向仪的技术手册——这种设备目前只装备在联合帝国海军的七支主力舰队上。”
会议室再次陷入寂静，这次寂静中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期待。皮达可夫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想端起茶杯，却把茶水洒在了文件上。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米高扬显然不打算让在座的人喘息，他抽出第三份文件，声音因为激动而拔高，“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董事长——也就是联合帝国商业大臣赵建华（南方党人）——的私人代表昨天抵达列宁格勒。他带来了一份清单：五十台‘永恒-6型’重型内燃机车，三百节货运车厢，十五套港口龙门吊，全部按废铁价格出售——总价只要1200万华夏元，可以用粮食、棉花、皮革支付，黄金比例不超过10%。”
“废铁价格？”皮达可夫失声叫道，“永恒-6型机车是联合帝国最新型的内燃机车，最高时速能达到120公里，牵引力3500吨！去年我们想买一台做研究，他们开价200万华夏元还不肯卖技术！现在五十台只要1200万？这……这不合理！”
“很合理，”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所有人转头，看见斯大林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份刚拆封的电报。他没有穿军装，只着普通的灰色外套，但那双眼睛里的光芒让整个会议室的气温骤降。“因为赵建华要的不是钱，是政治筹码。”
斯大林走进会议室，将电报扔在桌上。电报是联合帝国驻莫斯科大使洪恩（北方党人）发来的，用词极其直白：“南方党周伯宜正在推动内阁改组，目标是撤换商业大臣赵建华，由他的亲信林建斌（南方党副党首）接任。赵建华若想保住位置，必须在三个月内做成至少一笔3000万华夏元级别的大单，向党内证明他的商业谈判能力。永恒集团的这笔交易，就是他最后的赌注。”
奥尔忠尼启则恍然大悟：“所以赵建华是背着周伯宜偷偷来找我们的？如果做成这笔交易，他就能用‘为帝国创汇’的名义堵住周伯宜的嘴？”
“不只是堵嘴，”斯大林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莫斯科河，“如果这笔交易做成，永恒集团就能拿到现金流维持运转，赵建华在南方党内的地位就稳了，周伯宜想动他就得掂量掂量。至于周伯宜，他现在更头疼的是另一件事——”
他转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张凌云昨天召开了帝国议会特别听证会，公布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军售情报，现在整个联合帝国都知道我们在渗透他们的势力范围。南方党的周伯宜、南洋党的杨康、海外党的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全都被架在火上烤。他们必须向选民证明，自己没有‘通苏’，没有‘卖国’。而证明的方法，就是尽快和我们做成几笔大生意，然后公开宣传‘这是正常的商业往来，为帝国带来了巨额外汇’。”
皮达可夫突然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荒诞的狂喜：“所以他们是在比赛？看谁能从我们这里捞到更多的‘政绩’？刘本忠要股价，杨康要选票，赵建华要官位，周伯宜要撇清嫌疑——而我们可以用白菜价买到那些在1928年时花三倍价钱都买不到的最先进设备？”
“对，”斯大林点头，但他眼中没有喜色，只有一种深邃的警惕，“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记住，联合帝国不是傻瓜，张凌云更不是。他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交易？为什么要召开那个听证会，把苏联的威胁公开化？他是在钓鱼——用这些诱人的设备做饵，看我们会不会上钩。”
“上钩又怎样？”米高扬急切地说，“只要设备到手，技术学到手，就算政治上有风险也值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想想看：五十台永恒-6型机车，能让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力提升三倍；五千台复兴-25型拖拉机，能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开垦出两百万公顷荒地；三万吨航空燃油，足够我们的空军训练两年；还有那套轧钢机生产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在乌拉尔建起自己的特种钢厂，再也不需要从金刚集团进口特种钢材了！”
“我知道，”斯大林打断他，声音严厉，“但我更知道，联合帝国的每一笔‘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刘本忠的轧钢机生产线，必须用复兴重工的工程师安装调试——这意味着五十名联合帝国的技术人员要在乌拉尔待三年，他们会看到什么？会学到什么？会把什么情报传回去？杨康的航空燃油，必须用东方橡胶公司的橡胶交换——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宝贵的硬通货花在橡胶上，而不是更需要的新技术和机床。赵建华的机车，必须以粮食和棉花支付——这意味着我们要动用本已紧张的粮食储备，而今年乌克兰的收成并不乐观。”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联合帝国的版图上：“最重要的是，这些交易会让联合帝国在经济上更深地绑定我们。当我们的铁路跑着他们的机车，我们的工厂用着他们的机床，我们的空军烧着他们的燃油，我们的钢厂运转着他们的生产线——到那时，谁还分得清，是苏联在利用联合帝国，还是联合帝国在控制苏联？”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窗外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良久，奥尔忠尼启则才低声说：“那……我们拒绝？”
“不，”斯大林斩钉截铁，“我们全要。但不是他们给什么我们要什么，是我们要什么，就让他们给什么。米高扬同志，你亲自去帝都，以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身份，和张凌云内阁谈判。我们的条件如下——”
他一条条地列出，每一条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
“第一，复兴重工的五千台拖拉机，我们全要，但价格必须降到每台500华夏元，且附带全套维修工具和五年备件。另外，复兴重工必须转让‘复兴-25型’的发动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价格上多付5%，但必须拿到图纸和专利授权。”
“第二，金刚集团的200万吨钢材，我们要，但那套轧钢机生产线，我们不要。我们要他们最新研发的‘金刚-9型’电弧炉炼钢技术——这套技术能将炼钢效率提高40%，他们去年才在帝都建成第一座示范厂。告诉刘本忠，如果肯转让，我们可以用黄金支付30%的货款，而不是原来的15%。”
“第三，龙武集团的航空燃油，我们要，但不要东方橡胶公司的橡胶。我们要荣耀集团的‘荣耀-4型’航空发动机技术——就是他们装在最新型‘海东青’战斗机上的那款。告诉杨康，如果肯转让，我们可以在三年内采购不低于十万吨航空燃油，而且全部用硬通货支付。”
“第四，永恒集团的机车，我们要，但不要五十台，要一百台。另外，永恒集团必须转让‘永恒-6型’机车的变速箱和柴油机技术。作为交换，我们可以用低于国际市价20%的价格，向联合帝国出口五百万吨巴库原油——赵建华不是要政绩吗？这笔原油交易够他吹三年了。”
皮达可夫听得目瞪口呆：“这……这不可能！这些技术都是联合帝国的核心机密，他们怎么可能转让？刘本忠会疯的！”
“刘本忠已经快疯了，”斯大林冷冷地说，“他的股价昨天又跌了3%，如果再不拿出实质性利好，下周就会被董事会弹劾。杨康的南洋党在联邦议会的最新民调下滑了五个百分点，他比我们更急。赵建华的商业大臣位置岌岌可危，周伯宜的南方党正在全力围剿他。至于张凌云——”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张凌云要的是稳定，是平衡。只要这些交易不威胁到联合帝国的国家安全，不激化四大党派的矛盾，他乐见其成。毕竟，设备卖出去了，工厂开工了，工人有工作了，经济复苏了——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
“可是技术转让……”米高扬迟疑道。
“技术是可以‘转让’的，”斯大林走到墙边，指着地图上联合帝国与苏联漫长的边境线，“但技术人员是会‘生病’的，图纸是会‘丢失’的，设备是会‘意外损坏’的。我们要的从来不是一纸授权，是实物，是能拆开研究、能逆向仿制的东西。只要东西到了苏联，剩下的，就是我们工程师的本事了。”
他转身，目光如炬：“通知驻帝都大使馆，让洪恩大使安排，我要在一个月内见到刘本忠、杨康、赵建华——不，我要同时见到他们三个人。地点就选在联合帝国的内东北行省（大连），那里是北方党的地盘，离苏联近，也方便我们的人进出。告诉洪恩，这次会面的密级定为‘绝密’，连张凌云都不要事先通知。”
“那张凌云发现了怎么办？”奥尔忠尼启则担忧地问。
“发现了更好，”斯大林笑了，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落入陷阱的笑容，“如果他来阻止，就说明这些交易真的触动了联合帝国的核心利益，那我们就该重新评估整个战略。如果他不阻止，甚至暗中支持，那就说明——他也在下一盘更大的棋，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比他多想两步。”
窗外的克里姆林宫钟声敲响，下午五点。斯大林最后看了一眼桌上那些电报，那些充满诱惑的报价单，那些来自联合帝国四大党派的、近乎谄媚的合作意向。
“记住，同志们，”他沉声说，“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也是我们的总机遇。但机遇背后，往往藏着最致命的陷阱。联合帝国那些‘白菜价’的设备，可能是我们工业化腾飞的翅膀，也可能是勒死我们的绞索。我们要做的，就是收下翅膀，躲开绞索——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他拿起帽子，走向门口，在门前停住，回头补充了一句：
“还有，通知西伯利亚军区，从今天起，勒拿河边境的驻军增加一倍。联合帝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刘博文（刘本忠弟弟）不是傻子，他哥哥和我们做这么大生意，他一定会加强边境戒备——我们要让他看到，苏联的军队，和苏联的卢布一样可靠。”
门关上了。会议室里，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三人面面相觑，桌上那些电报在夕阳余晖中泛着金黄的光，像一堆诱人的黄金，也像一堆随时会爆开的炸药。
而在千里之外的帝都，张凌云刚刚收到军情局局长朱世豪（明朝皇室，朱锦华亲弟）的密报：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的专机，已从莫斯科起飞，目的地——大连。
他走到窗前，望着暮色中的帝都。华灯初上，街道上车水马龙，经济危机带来的萧条正在褪去，联合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正在“平衡”的润滑下，重新高速运转。
“斯大林同志，”他轻声自语，嘴角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些‘白菜价’的设备，您还满意吗？不过请记住——在联合帝国，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您吃下去的每一口，将来都是要还的，连本带利。”
窗外，最后一缕夕阳沉入地平线，帝国的夜晚降临了。而在黑暗中，一场无声的、决定两个大国未来命运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pS：后面的每章情节绝大部分都会以年份时间和地点作为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