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白天和夜晚一样长，还能看到鸟星的时候，便是春季的中间那一天，也就是如今的春分。此时，万物复苏，百姓们也开始耕种，而动物们则忙着交配繁殖，哺育后代。
接着，羲叔负责夏季。当白天最长、黑夜最短，且出现火星的那天就是夏至了。这里的“火星”可不是九大行星的那个，而是二十八宿中东方青龙第七宿的第二颗星，又名大火星。
经常读《诗经》的朋友应该记得那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处的“火”指的就是大火星。此时正值盛夏，大地酷热难耐，百姓们辛勤耕耘，鸟兽们也纷纷脱毛换羽。
仲秋之时，昼夜平分，徐星熠熠生辉，百姓辛勤劳作，丰收满仓。鸟兽换上新装。仲冬之日，黑夜漫长，白昼短暂，昴星闪耀天际。在冬天，昴星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储备过冬物资，鸟兽也换上了柔软的绒毛。
所以，这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的由来。司马迁紧接着写道：“期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当时的历法规定了一年有366天，用闰月来调整四季。既然历法已经制定了，接下来就是推广——如何将这些历法传达给天下百姓呢？
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纸张，更没有日历这种东西。信息的传播依赖于官员的口口相传，百官皆行。于是，尧帝下令百官严守律令。
此“信”并非书信，“信”是通假字。尧帝一直重申纪律，如此一来，百官恪尽职守，积极推广。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立法完善，取得了显着成效。在这套更为完善的立法体系下，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然而，随着帝尧年纪越来越大，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也是所有帝王都会遇到的问题——王位的继承。关于这个话题，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比如清朝的九子夺嫡，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帝尧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是颇费思量。
司马迁用了很长一段话来记录这件事：“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欢兜曰：‘共工旁聚浮而不正，不可。’”在开晨会时，帝尧问手下的大臣：“你们说说，谁能来继承我的皇位呢？”一个叫放弃的人说：“您的儿子就不错，当这个继承人挺合适的。”
没成想，一向和蔼的帝尧大发雷霆，他说：“我这个儿子太过顽劣，人品不行，根本不是那块料。”欢兜又提议让共工来，就是神话中怒撞不周山的那位大神。只不过在这里，他也是普通的凡人。
不出意外，也被帝尧否决了。共工这人，虽然工作做得不错，但为人太圆滑，表面上挺尊敬，心里却一肚子坏水，也不是合适的继承人。众人一时竟无言以对，没有合适的人推荐了。搞得帝尧也是叹气连连。
正当大家为选拔继承人的事发愁的时候，天下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发洪水了。四月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这场水灾空前严重，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为拯救民众生命，尧暂且放下继承权之事，寻求解决之道。他询问众大臣：“下民其忧，有能使知者？”
诸位大臣齐声说道：“鲧。”其实他们不是在骂人，而是这个人就叫鲧，他是大禹的父亲，也许和大禹一样擅长治水。可是尧觉得这个人不行，复命回族不可，因他曾为令，伤害同族。
尧不但自身道德高尚，也十分关心家庭与下属乃至全国民众的道德修养。人品有问题的，他几乎都不用。不论是继承人还是治水人选，他都坚决选用德行好的人。
鲧和共工都未能达到其道德标准。但是眼下洪水危急，刻不容缓，大臣们纷纷劝说：“灾不可用而已，陛下不妨暂且让鲧试试，实在不行再换掉。”尧也是没办法，就先让鲧去治水。《史记》记载：“鲧治水九载，功用不成。”鲧治水治了九年，也没有治理好。
所以尧不愧为天子，看人真准。后面又改让鲧的儿子治水，也就是大禹治水，这个咱们以后再说。
话题还是重新回到继承人上。四月，尧问大臣：“汝能庸命，践位。”朕在位已达70年了，你们谁能胜任这个工作，继承我的大统？这里的“践”已被登基，足字旁专指天子即位。然而大臣们却谦虚地表示：“彼其于田，未施德行，恐难担此重任。”偌大朝廷竟无可用之人。
尧无奈，放低要求，对臣子们宣告：“西取贵妻，即疏远隐匿者。”无论尊卑，只要人品好、有才能的都可以推荐。众人纷纷提议：“民间有一位虞舜，或许可谓尧帝继承人。”
虞舜及五帝中最后一位终于登场。于是尧帝下令召见虞舜。大臣夸赞虞舜是多么优秀，他自幼在恶劣家境中成长，父亲顽劣不堪，母亲背信弃义，弟弟狂放无礼。这几个所谓的亲人屡次设下诡计，欲置舜于死地。然而，尽管身处恶劣的家庭环境，舜却一点没有长歪，反倒塑造了他良善与坚毅并存的人格魅力。
他不但能和这样的家人和平共处，还以自身优良的品行影响和改变着他们。这样的行为也赢得了邻里之间的称赞。大臣问：“陛下，您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尧也点头称是，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和修养的候选者。
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尧仿佛瞥见了华夏的未来。他曾三度对继承人感到失望，如今终于有所触动。然而传位是一件重大之事，不能轻率决定。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天下百姓的生活都无法轻易为之他人。《史记》记载，尧说：“吾欲试舜，观其德行。”于是，尧开始考验舜。
尧对舜的考验无疑是历史上对王位继承人最为关键的一次考验。这一事件不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占据大量篇幅，被历代文人墨客传颂赞誉，更成为华夏民族心中天子让贤的典范。尧要考验舜的第一项就是德行。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事之，以观其外。
尧把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以此观察他在家中的品性，同时还安排九位皇子与其共处，以查其在外面的行为举止。尧的这两位女儿娥皇和女英，有的人可能觉得疑惑，考验人怎么把自家女儿也给搭进去，而且还是两个一起嫁出去，感觉好亏。
现在的我们当然没法理解这种用亲人婚姻换取权力的做法，也会觉得对他们俩挺不公平的。不过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得把故事放到当时的环境里来看待，看看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是怎样的。
首先，娥皇和女英可不仅仅是尧帝的女儿，也是他的大臣。当时获取信息可是件大事。舜与尧的女儿结婚，就能帮尧轻松搞定这个问题，把消息来源弄得稳妥可靠点儿。
再者，如果舜真的成功接班，尧那一边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还能保住自己和部落的前途。对舜来说，也有好处。舜这个人以前只是个乡下的穷小子，是个普通老百姓，在朝廷根本没啥影响力。但有了这门亲事，他就能得到政治资源，更好地融入官场，开展工作也就顺手多了。
那些本来只支持尧的人，看到舜是尧的女婿，自然也会放下戒备，继续支持他，避免了内部纷争。
这些都是为了利益而采取的手段。可能有人听着会觉得不舒服，觉得尧这样的圣人不该耍手段，但说实话，对于政治家来说，高尚的品德和手段并不矛盾。真正厉害的政治家通常都会巧妙运用手段，让自己和团队的利益都能最大化。毕竟政治上的策略和手段往往都是有利有弊的。
考虑到一方面的利益，就难免会牺牲另一方面。只要政治家能尽量少伤害无辜的人，历史还是会承认他的局限性。
司马迁接着写道：“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这些证实了舜的美德可以感染到他人。
他娶了两个公主后，两位公主都不再摆架子，言行举止就像普通的妻子一样。尧的九个儿子跟着他也变得更忠厚朴实。尧对他刮目相看，但他觉得当皇帝不能只靠自己的德行，还需要为人民谋福利。
于是，尧开始第二项考验。尧说：“德教工作乃使舜和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那个法律不健全的年代，这些道德规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舜明白了尧的意思。
他有很多德育工作的经验，于是舜开始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他教人们如何遵守五典，培养了最早的人伦观念。舜成功地完成了道德推广任务，赢得了尧的信任和喜爱。
虽然舜获得了继承权，但他还需要了解如何管理国家。于是，尧让舜接触官员，了解各种官职的职责。外交方面，舜要接待远方的客人和四方的诸侯，加强中央和诸侯之间的联系。
最后，舜要熟悉华夏大地，因为只有亲自去体验，才能真正理解。帝尧派舜去山川湖泊进行实地考察，对各地的情况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舜遇到了一次暴风雨，但他不仅没有死，还没有耽误事情。在古人眼里，这说明舜是有天命的。经过三年的考验，尧确定舜不仅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强，是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尧决定把皇位传给舜。
尧和舜虽然都是皇帝的后裔，但对尧来说，舜这个亲戚实在是太远了，跟普通人没两样。在那个都默认地位是血脉相传的年代，尧决定禅让给舜，这可是
这可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汝谋事之而言，可记三年矣。”如果让你登上帝位，你要说这三年里你做事周全，说话算话，答应的事都能做到，那现在你就接任皇位吧。
如果你是舜，你会怎么回答？舜会马上答应吗？不会的。听到这话，舜直接说自己的品德还不够，想拒绝。但尧当然不会同意，还是硬塞给了他。
有人可能会觉得舜太谦虚了，毕竟尧已经考察了他三年，就是为了这一天。但其实这种谦让是必要的。
古人有“三让”的规矩，不管是皇帝还是普通人，在接受别人的好意时，都要先退让再接受。这样既显得大方，又体现出对所请求之事的重视。
正月初一那天，在本祖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文祖是尧的太祖，换句话说，文祖庙就像是尧的宗祠。尧把舜当作亲生儿子，这是对舜深深的认可。
但他并没有完全把帝位交给舜，只是给了一半。虽然举行了禅让仪式，但舜实际上只是摄政。
于是，帝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尧并没有停止对舜的考验。在摄政期间，舜做得不错，成就显着。比如在立法、祭祀、诸侯管理、行政区划、刑法、人事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绩。
《史记》记载：“尧历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取乐，以思尧。”
在舜摄政期间，尧非常满意，没有干涉他的权力。尧死后，全国人民都非常难过，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全国上下一起哀悼了三年，表达对尧的思念。
司马迁接着写道：“尧之子丹朱之不肖，不足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足天下之利也。”
这就是《五帝本纪》中第四位帝王的故事，其中最重要、最有名的就是尧禅让给舜的这段。可能有人会觉得禅让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假仁假义罢了，但司马迁对此持有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