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春天，我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印刷厂的普通工人，从小到大，我都是街坊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只不过别人家的孩子也分两种，一种叫榜样，另一种叫反面教材，这两种我都是。
用我妈的话说，我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脑袋瓜特别好使，小孩长得也精神，人见人夸，尤其小学，年年三号学生，那时候她和我爸可没少在工友面前显摆。
可到了初中以后，我得了一种怪病。
说不清病因，就是老感觉血管里有个东西在动，刚开始只在心口偶尔动一动，后来发展到了脖子上的动脉和太阳穴，最后进了脑子里，每次它一动我就心烦意乱，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
自得了这个怪病开始，我就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起初喜欢幽暗的环境，常常跑到地下室里，关上灯，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后来又喜欢上了看恐怖片，尤其鬼片，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鬼，越往后，这种情况越严重，自初一下学期起，我就经常从家里偷钱，翘课跑到网吧看恐怖片，为了这，我爸和班主任没少在县里的各个小网吧转悠，就为把我揪出来。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初三上半学期，我拿着交学杂费的钱跑去上网，结果在网吧门口被我爸堵了个正着。
他问我，为什么喜欢那些东西，看着不害怕吗？
我说，怕，但就是忍不住想看，时间长了不看，难受得浑身上下血管都哆嗦，这不是形容，是血管真的在抖，我能感觉得到。
听我这么一说，我爸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表情很不正常，不是恨铁不成钢，也不是平日里常见的无奈，而是一种很深的绝望。
回到家，我爸将我关在卧室里，他则在客厅里给什么人打了一通电话。
记忆里，我爸向来是个很温和的人，就算我再怎么顽劣，他也没有骂过我，更不要说打，可那天我却听到他在客厅里不停地骂脏话，期间还摔碎了家里的很多东西。
不骂脏话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外面一直持续着丁零当啷的摔砸声，我靠在屋门上听了很久，也只听清一句：“有种就冲我来啊，动孩子算什么本事！”
一直到外面安静下来，我才推开门，小心翼翼来到客厅，地上洒满了烟灰缸和花盆的碎片，电视机柜上放着一个存折和一张银行卡，家门开着，人已不知去向。
我以为他只是出去散散心，很快就回来，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回来过。
我爸刚失踪的那半年，我妈和我倾尽了所有力气去找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都找过，警也报过，所有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也都去过，可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踪迹都没留下。
直到有一天，我妈对我说，实在找不到就算了，以后的日子还长，不能把心思都花在一个不愿意回来的人身上。
日子就这么消停下来，妈辞去了印刷厂的工作，用爸留下的钱在西四街开了一个水果铺，名字就叫“郭海洋水果铺”，招牌做得很大，只要我爸从这条街上路过，一眼就能看见。
郭海洋，是我的名字。
为了让我妈心里舒服一点，我强忍着血液里的躁动，把剩下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
中考很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这是我十八岁前的最后一个高光时刻。
可能是血液里的东西被压抑得太狠，在我上了高中以后，它就开始变本加厉地躁动，那时我经常能感觉到它发了疯一样撕咬什么东西，咬的可能是我的血管，要么就是我的肉，不疼，但让我变得很暴躁。
我越发沉迷于那些灰暗的东西，而且彻底厌学，因为情绪不稳定，还经常在外面跟人打架，有一次学校甚至要开除我，我妈找了很多人，花了很大力气才保住我的学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夏天，那年我十八岁。
六月初，高考如期来临，又过了一个月，高考成绩公布。
查到成绩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落榜了，以前我以为，自己对能不能考上根本不在意，可看到自己的成绩时，我却有种挨了一闷棍的感觉，整个脑袋浑浑噩噩空空荡荡，那感觉就像是你对未来人生的幻想全都被打碎了，除了人还活着，其他的就只剩下绝望。
后来我仔细琢磨过，我当时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主要是因为不甘心，如果不是血管里有那么个东西，考大学对我来说本来不是什么难事。
我妈说，反正以我这状态，复读也考不上，真不行找个野鸡大学上一上，多少混个文凭，以后回来接她的生意，那段时间水果铺的生意很差，进的水果都烂了也卖不完。
我说我想出去转一转，回来再考虑要不要复读，随后问我妈要了几百块钱，跑到省城打工去了。
去省城之前，我想的很好，找个大一点的公司做个销售，好好干，一个月不说工资上万，六七千总得有吧，路上，我反复思考该选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好，是做金融呢，还是做房产呢，可到了省城，跑了好几家公司，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
我记得当时有个人事经理告诉我，你应该先投简历，有公司约你了你再来面试，而不是直接往别人公司里闯，问人家招人不招人。
我说，我高中刚毕业，什么都没干过，这样的简历别人能看上吗，她说，基本没戏。
在省城待了几天，钱就花光了，最后我没办法，跑到一家烧烤店里打日薪工，每天一早起床跟着老板去进货，回到店里就开始穿肉串，中午晚上招呼顾客，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才下班，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粗鲁人，经常找各种理由克扣我的工资。
但好在提供住宿，宿舍是郊区一幢很老的家属楼，离上班的地方有四十分钟路程。
到了八月中旬——我们那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宿舍里没有空调，有天晚上我被热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跑到阳台上吹夜风。
从阳台望去，一眼就能看到一级路上拉沙子的大车，车队有序地行驶在夜色与灯光中，渐行渐远。
望着在热浪下滚滚飞扬的车尾尘，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释放感。
脑子里的那股狂躁气血，在遭遇了高考落榜和社会毒打的双重打击之后，此刻随着那些远行的大车，一起离我远去了。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整整六年之后，我终于再次平静下来。
当时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真不行回去复读一年吧。
就在这时，屋子里的小灵通突然响了，我以为是我妈打来的电话，不想接，因为我不想告诉她我其实是出来打工了，也不想骗她自己在外面玩得很痛快。
可铃声不间断地响起，停了一阵再响一阵，我担心家里可能出了急事，还是跑回了屋里。
电话不是我妈打来的，屏幕上是个陌生手机号，没有显示归属地。
我拿起电话，接通，对面的人不说话，只能听到一阵断断续续的喘气声。
“您哪位？”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对方催命一样连续打了这么多电话，可我接起来了他又不吭声，如果按照我平时的脾气，肯定把他亲娘老姨二姑父挨个骂一遍，可我现在竟然说“您”，看样子我是真的平静下来了。
等了好半天，对面才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静下来了吗？”
那声音听起来特别沙哑，不像是活人的声音，更像是田坎上老乌鸦的叫声，但我那部小灵通向来信号不稳定，一不稳定就闹杂音，导致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失真，鉴于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我也没多想。
我说：“你打错电话了吧？”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类似于“喝、喝、喝”的声音，像是那人在笑，但那声音特别刺耳，实在不像从人嘴里发出来的。
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问我：“你是不是郭海洋？”
这次我听清楚了，小灵通没出毛病，就是他本身的声音非常沙哑，不对，应该说是嘶哑，就像锈刀刮在锈铁皮上的声音。
“我是郭海洋，你哪位？”我问。
对方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似的，自顾自地说：“要是不出意外，你身上的燥血应该会在今天晚上平静下来。”
我这才明白，他刚才那句“静下来了吗”是什么意思。
可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问题让我变得有点焦虑：“你是谁啊？”
他还是在自说自话：“郭侃给你留了一笔遗产，你来坵山办一下过继手续吧，一个人来。”
“郭侃是谁？”
“他是你的祖先，我先将一笔五十万的款项打给你，作为你的路费——你知道坵山在哪吗？”
“你特么到底是谁啊！”
“回头我会把具体地址发给你，记住，你必须在九月一号之前独自抵达，否则这笔遗产将不再属于你。”
最后那个“你”字没等说完整，他就把电话挂了。
屋里的灯都关着，我站在黑乎乎的环境里，盯着小灵通屏幕上发出的橘色亮光，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正发愣，小灵通收到了一条信息，还是那个号码发过来的，信息上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地址，末了还有一句“钱已经汇过去了，注意查收”。
我给自己灌了几大口凉水，才让自己从懵神的状态里缓过来，然后我就坐在阳台门口反复琢磨刚才那通电话，很快就想通了，这应该是哪个同学搞的恶作剧。
血管里有东西这件事，我曾对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说过，他们都知道我的号码，也知道我跑到省城打工来了，今天晚上这出戏，不是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搞出来的，就是他们几个合伙搞出来的。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静下来了？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只能是个巧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不得不说，这几个小子还挺厉害，竟然搞到了一个没有属地的手机号，我回拨过去的时候竟然还拨不通。
本来天气就热，又被这么一通电话闹得心神不宁，我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干脆就在阳台上坐了一夜，期间我仔细回想高中课本上的那些知识，越想越觉得简单，大爷的，如果不是得了那个怪病，我肯定能考上很好的大学。
到了清晨四点半，我就着咸菜吃了点隔夜的馒头，喝了几口凉水，便离开宿舍去上班。
这个点公交还没开始运行，我只能徒步走完这四十多分钟的路程，走到西关大街的时候，突然看到路旁边有个ATM提款机，脑子里又蹦出了那句“钱已经汇过去了，注意查收”。
我就是个傻子，也知道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给我汇五十万，笑了笑，从ATM机旁边走了过去。
走出去得有一百多米，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又猛地掉头，冲回ATM机跟前，将银行卡塞了进去。
之所以会这么干，完全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明知道卡里绝对不可能有五十万，却又想看看卡里到底有没有五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