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机行事，入土为安”这幅对联，明显借鉴了陈寅恪的“见机而坐，入土为安”。
傅斯年和陈寅恪等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坑，上面盖木板和沙土。当日机来轰炸的时候，他们就钻进地洞里。由于洞里常常有积水，陈寅恪都是带着张板凳去坐着，因此凸显一个“坐”字，后世往往误读为“作”。
真正的“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是剧作家卢前创作的对联，而且时间更早——卢前在躲避南京轰炸时，在自家弄了个地下室。
一个来自北平，一个来自南京，前者到了昆明，后者去了重庆，陈寅恪和卢前应该是没有什么交集的。所以这两幅对联不存在谁抄袭谁，应该是各自有感而发，恰好只有一个字不同而已。
倒是另一幅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应该恐怕真是某位理科学生的杰作。
对于西南联大的男同学而言，躲轰炸并不值得恐惧，反而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情，因躲避轰炸而成为情侣的学生可不止一两对。
防空警报有三种——
第一种是预先警报，就是在防区边境发现敌机，有可能入境轰炸。
第二种是空袭警报，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进了云南境内，但不一定会到昆明这边来。师生们若是听到这种警报，根本就不理会，照常坐在教室里上课做学问。
第三种是紧急警报，连续不断的急促断音，表明预警员已经确定飞机要来轰炸了。
抗战时期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完善，像之前那次重庆空战，若不是日机朝东北边绕了一圈来偷袭，恐怕还没到三峡就被防空观测站发现了。
今天周赫煊听到的就是紧急警报，许多男同学第一反应不是赶紧跑，而是返回宿舍取来珍藏的零食——花生米之类的。
拿到零食以后，那些男同学就站在后校门等待，看到心仪的女同学立即迎上去。危险带来的是同生死共患难，分分钟拉近彼此的关系，若再能到坟地里躲着警报一起吃花生，再聊聊天，谈谈人生理想什么的，那基本上就距离情侣不远了。
跑防空警报的“对儿”不是固定的，有可能这次刚熟悉起来，下次就被人抢了“女朋友”。写那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对联的理科生，估计就是女孩子被人抢了吧，感慨之下对几何三角有了新认识。
见到石子嵌出的“恋爱三角”，周赫煊忍不住朝金岳霖看去，发现这位先生两手空空，并没有带什么皮箱。
汪曾祺的文章里记载，西南联大有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
很多人认为暗指金岳霖和林徽因，但描述却不对啊。金岳霖虽然也研究东方哲学，但更擅长于西方哲学，尤其是逻辑学，形容他的时候应该把“东方”二字去掉。
看来那位痴情的哲学教授另有其人……
“轰，轰，轰！”
轰炸声不断传来，山洞里的先生们却面不改色，或坐或站在那儿谈天说地。
除了周赫煊和两个保镖以外，山洞里还有“庚款掌控”梅贻琦，“易燃易爆”闻一多，“情痴圣哲”金岳霖，“橘子达人”朱自清，“踹裆狂徒”刘文典，“楼梯难上”费孝通，以及一个端着饭碗的野生男同学。
朱自清陶醉地吐着烟圈，点评道：“明诚你应该在昆明长住，教授们的香烟问题就解决了，昆明这边可不好买骆驼烟。”
闻一多笑着接话道：“我无所谓，洋烟国烟来者不拒，反正有烟抽即可。”
“你是抽烟的大方之家。”朱自清说。
金岳霖则不同意闻一多的观点：“烟也分几个档次。上品为雪茄，中品为香烟，下品为水烟。中国的香烟和水烟都不好抽，太次了，我宁愿选择不抽。”
这三位先生都是老烟枪，朱自清写散文把抽烟上升到哲学高度；闻一多上课时跟学生一起抽，有时候还找学生借个火；金岳霖曾经抽德国大雪茄抽醉过，醉烟之后产生了自杀念头。
朱自清哈哈笑着对金岳霖说：“那你是抽烟的行家。”
闻一多则反驳金岳霖道：“洋烟是烟，国烟也是烟，雪茄、香烟、水烟都是烟。按我说，众烟平等，何分高下？这就跟人一样，当官的是人，做学问的是人，种粮食的也是人，都一个脑袋俩胳膊，本质上是相同的。”
金岳霖不善言辞，只嘴硬道：“反正我不抽劣烟。”
从抽烟就能看出两人的性格差别，金岳霖属于那种宁缺毋滥的人。自从恋上林徽因以后，就此终身不娶，就好像知道了好烟的味道，宁愿忍着烟瘾也不抽劣烟。
金岳霖一生喜欢养鸡，起因也是林徽因开玩笑送了他一只大公鸡。他不但在北平养鸡，在昆明也养鸡，到了李庄还养鸡，似乎看见鸡就看见了林徽因本人。
话题从抽烟开始，渐渐聊到国内外工业，非常认真地讨论国烟为什么味道比洋烟差。
紧接着，谈话内容渐渐转到物价和工资上来。刘文典也是个抽烟狂魔，他抽完一根又找周赫煊索要一根，点上烟说：“梅校长，现在物价涨得厉害，是不是工资也该涨了？有些老师吃不饱饭啊。”
为什么三校合并以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会主动离开，让梅贻琦安心担任西南联大校长？
因为梅贻琦是清华校长，他手里有庚子学款！
你没听错，清华庚款还没用完——直到周赫煊穿越那会儿，台湾清华大学每年还能收到庚款支票。
梅贻琦摇头道：“每年清华庚款的定额有限，还要支付学生的留美经费，我是不敢轻易动用的。而且，给老师涨工资，那得教育部说了算，我不能擅自做主。”
费孝通出主意道：“涨工资你做不了主，可以给老师们发补贴啊。”
朱自清说：“对，补贴酌情而定。有在其他学校兼职讲学的，少发或不发，一心一意在联大教书的可多发。有其他收入的教授可少发，只有工资收入的教授可多发。特别是理工科的教授，他们的日子确实难过。”
梅贻琦皱眉道：“我再考虑考虑。”
像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这样的文人，其实日子还过得挺不错。他们除了当老师领薪水，还有各种稿费和版税，家底儿是比较厚的，支撑1939年的物价绰绰有余，甚至还能隔三差五去下馆子喝小酒。
真正穷的是黄子卿那种理工科教授，虽然他出身士绅之家，但口袋里真没几个闲钱。
如今黄子卿已经测算出水的温标，属于国际科学界大拿，随随便便在国外找份工作都能过得很滋润。但他却选择回清华任教，并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电化学研究的实验设备，以前攒的钱全帖进去了。
从北平前往长沙，再辗转来到昆明。黄子卿拖家带口的，除了工资没别的收入，有时候还要自己贴钱做实验，所以穷得连香烟都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