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月色下，与陶成章怀有同样疑惑、烦闷情绪的还有一群人，便是长沙起义失败后，潜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的大批华兴会成员。
历史上，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这与兴中会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是不同的。
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结识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返抵湖南长沙，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数月后，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
凭借着黄兴等人身体力行的努力，以及优秀的组织能力，华兴会迅速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成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最后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慈禧太后70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
农历八月中秋节，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
但这样大的动静，再有大量会党会聚长沙，起事的风声已为官方所察觉。当局立刻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马福益走避湘西，大批华兴会成员则易装潜往上海。
华兴会成立之初，黄兴等人是邀请了章士钊的。但章士钊那时已是复兴会会员，基于保密原则，只能是去信委婉相拒。等到黄兴等人来到上海，章士钊请示了组织，才报出身份，并进行争取工作。
相对于复兴会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范，华兴会则显出了很出不足之处。比如华兴会的主张主要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却没有细致而明确的政治纲领；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扑灭满清之意更浓，却少了之后对于国家道路的思考。
如果从组织的严密性来看，华兴会更是差复兴会更多。虽然现在只是管中窥豹，华兴会众人也看出复兴会在上海的势力很大，对于外人加入更是很审慎。可不象他们，扩充虽速却也败在鱼龙混杂之上。如果不是会党败类通风告密，如果不是起事太过招摇，如果——挫败之后的反思是肯定的，特别是在有了对照物——复兴会，便更是如此。
“驱除鞑虏，听起来声势很壮，但却把全部满人包括在内，打击面太广。更为严重的是容易使日、俄侵占满蒙寻得借口。既要造反，却又不能不讲民族团结，满州既处日、俄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人范围，西藏也几乎成了英人的囊中物。我们要振兴中华，就不能不将眼光放长远，既要看到眼前，又要兼顾将来。”章士钊耐心地解释道：“如果只为革命，只为痛快，却使国家有分裂之虞，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行严的思路我明白了一些。”宋教仁补充道：“他的意思是说：打倒满清只是手段，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富强，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
“钝初说得不错。”章士钊点了点头，说道：“我们要推翻的是满人贵族的封建统治，准确的定义之后，才能够有明晰的目标。排满杀满固然痛快，且颇得人心，然现时革命已非封建时代的举旗造反，若大肆宣扬，必然深入人心，轻易难改。我等立志推翻清廷政权，本是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为列强瓜分之方便。”
“满洲亦为我中华之固土？”黄兴皱起了眉头，这个确实不能怪他，当时很多人都不把关外认定为中华之地，连革命的北辰也不例外，黄兴也是号召“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
出关，也就是将满人逐出了山海关便是胜利。这种想法非常普遍，根据则是自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两百多年来，大致维持不变的内地十八个省份的政治制度。界限主要是长城，不包括东北三省及新疆、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其它地区。
可以说，在日后建立民国的疆域问题上，复兴会在战略眼光和思维上，已经领先于其他革命团体，并且与大多数革命者的认知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