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永宽15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被日本人狩野德应，补齐了早前丢失的六幅画作。
又成了完整的一百幅。
被日本各界视为国宝。
而到了1894年。日本举国上下正在密谋筹划对清朝的战争，因为经费不足，当时连天皇都节衣缩食，而日本政府更是打起了他们国内那些国宝的主意。
于是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当时大德寺的方丈便携带了《五百罗汉图》其中的44幅来到美国出售，来筹措军费。
而之前在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8年之久的学者费诺罗萨，刚好被波士顿美术馆聘任为东方部主任。
于是费诺罗萨就帮助那位方丈，在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绘画展览及拍卖。
不过当时波士顿美术馆的人可并不太把这些来至中国的古董当回事，正因为员工的疏忽大意，这些画在展览前两天，居然丢失了两幅。
整个展览期间，这些画作，一共拍卖出了12幅，为小日本筹措到了大量的军费。
其中五幅被波士顿美术馆买下，另外的五幅则是被波士顿美术馆创办人之一，哈弗教授丹曼·罗斯买下，后来在他临终之前。
又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后来几经周转，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席勒这家伙的手里。
另外两幅则是被其他人买走，在后来日本人又陆陆续续的卖掉了这《五百罗汉图》中的不少画作。
大多都卖给了欧美的一些博物馆。
等到了1897年的时候，日本战胜了清朝，并且从清朝得到了丰厚的战争赔偿，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当初为了筹措战争军费，而拍卖国宝的行为感到非常的后悔，于是又开始大量的回购那些国宝。
最终在1908年，他们回购了《五百罗汉图》中的88幅，并且指定这些为日本国家珍宝，甚至指定了一些专门的措施来严加保护。
但是流失在美国的那十二幅，却始终没能收回去，这其中就包括了流失在美国各个博物馆的一共十幅《五百罗汉图》。
至于另外的两幅，则刚好是此前在波士顿美术馆拍卖这些画之前，丢失的那两幅，现在则收藏在了华盛顿的弗利尔艺廊的手里，这个艺廊是美国知名收藏家，查尔斯·郎·弗利尔创办的。
至于当年他得到那丢失的两幅《五百罗汉图》的经历，则是非常奇特，据说是在那两幅画丢失后的第十三个年头，也就是1907年，在一场普通的拍卖会上得到的，而且价格也并不高。
关于这个事儿，已经无据可靠了，谁也不知道这位查尔斯先生到底是通过了什么样的手段弄到的画作。
或许以后也会永远成为一个谜。
但张天元觉得，那路子绝对不怎么正经。
看到这些东西，张天元心里头当真是有些五味杂陈啊。
这些东西应该说在战乱的年代里，很难得到咱们国家的重视，后来就流落到了国外。
被别人当成了国宝。
结果就是，咱们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竟然还要去求别的国家。
这已经不仅仅是不方便了，简直就是屈辱。
眼前的这十幅画，是古董，但同时也是历史价值非常高的文物，它们不仅价值连城，同样也能够成为博物馆里非常耀目的明星。
张天元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其实就想过找这些东西，只可惜啊，一直都没什么线索。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误打误撞，在席勒家里发现了这些东西。
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了吧。
席勒的郁闷绝对不会就这么结束的，张天元看向了展览室其余的位置，那一张张精致的画卷，让张天元不由发出了阵阵惊叹之声。
这个席勒，他早就知道是美国头号收藏家，也是掠夺家，从国外弄回了大量的古董文物。
因为当初张天元也参观过席勒的私人博物馆。
可那一次毕竟只是浅尝辄止，随意看了看而已，但也正因为那一次，张天元才下定决心留在美国，要把这些流失在美国的东西全部弄回去。
今天，他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好东西，甚至还可以亲手去触摸，去感觉。
“不得不说，席勒先生您这偷天换日的办法还真是厉害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里头很多画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几大博物馆所拥有的吧？”
张天元仔细辨认着墙上的每一幅画。
他惊讶的发现，之前被认为收藏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作品，如今就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席勒的展览室里。
大都会中国古书画收藏的飞跃是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发生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是1970年成为董事会主席的道格拉斯·迪隆，以及1971年起担任大都会特别顾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
迪隆与方闻建立了长期的、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争取到了以顾洛阜和王季迁为代表的一大批白人和华裔杰出收藏家的支持，使大都会博物馆后来居上，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地之一。
方闻既是书法家，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和教授，这使他能够充当中国传统鉴定方法与西方理论之间的转译者角色，并较易说服董事会购入他认可的作品。
他的学生王妙莲、傅申撰写的《鉴赏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和发展了风格分析方法，是这一方法应用于书画鉴定的经典之作。
他加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担任特别顾问后，虽然每星期只上班一天，但通过争取大收藏家成批转让或捐赠，帮助中国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的收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他还把收藏的范围拓展到书法、碑帖和石刻线画、版画等领域。
大都会的中国古画藏品有很多都来自同一名收藏家——王季迁。
他早年一名季铨，晚年又署己千。
苏江苏城人。
出身官宦世家，14岁从苏州著名画家、收藏家顾麟士学画，19岁入上浦东吴大学读法律，入吴湖帆门下学习绘画和鉴定，与徐邦达同门，又与张珩、庞元济、谭敬等收藏家交游，并开始收藏清初“四王”的画。
他一生中三次完整地看过故宫，以及后来的台北故宫藏画，存世中国古画几乎全部过目，鉴赏生涯长达八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