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是？”
杨瑞看着一旁的柳怜问道。
“这是柳怜姑娘，以前没接触过翡翠，这一次特地来带她看看。”
张天元笑道。
“柳怜？就是闫城大收藏家柳公的女儿？”
杨瑞顿时吃了一惊道。
“你居然认识她？”
张天元忽然间觉得自己实在是有点孤陋寡闻呢，杨瑞一个缅甸人都认识柳怜和她的父亲，自己居然听都没听说过。
“怎么可能不认识啊，张老师我说您绝对是忙糊涂了，这柳怜可是个地道的女神童啊，在十岁那年，就曾拿到过陕州业余组古玩鉴赏大赛的一等奖啊。”
杨瑞有些激动地说道：“没想到啊，这多年未见，都长成大美女了啊。”
张天元苦笑了一声，他终于知道自己怎么不认识柳怜了，他比柳怜其实大不了几岁，柳怜牛逼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一名不闻的学生呢。
虽然说是业余组一等奖。
可是当初陕州参赛的人据说超过了十万人，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才评出了一个一等奖。
当是柳怜就已经比很多久负盛名的收藏家还要厉害了。
什么，你们不相信陕州会有那么多玩收藏的人？
这倒也是，说起收藏，很多人觉得一定是富商大贾达官贵人能收藏到好东西，一般的百姓把玩的一定多是假货普品。
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认为学者是学者，商人是商人，学者是研究家，懂得多，商人是图利的，视其为待价而沽的商品，未必深究。
其实也不尽然。
这个圈子是复杂的，复杂而有趣，这是由于收藏这种行为的复杂而有趣造成的。
收藏，首先是一种情感，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情感的沟通和传递。
你要喜欢，然后才会去研究，进而想去占有这件东西，然后才会有一个圈子的交流和交易，在这种交流和交易中，才能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不断的去琢磨，去修正自己的认知，才会进步，才会接触更多更好的东西，如此往复……
所以，在这行当，一个正常的状态是：到了越高的层次，藏家，行家，研究家，往往是不分的。
而连接他们的点，就是喜爱和投入。
因为这种喜爱和投入，古董商行家藏家往往和文博机构的专业研究者们常常是朋友，一起交流，就像世界上的各大小博物馆也常会私人或者私人团体收藏办展览一样，这是一个正常的沟通。
任何一种行为，一定是先尊重个人的，才有公共的，集体的。就如国外的很多博物馆，即使是公立的，也会定期卖掉一部分的藏品，购入一些新鲜的血液，保持和个人和市场的沟通，它不会是一潭死水。
而在这个市场中的活跃者，买卖手行家们，不是说他们多有能力，而是这个位置逼着他们必须要理论实践相结合。
不这样就应付不了方方面面的客户，因为你不兼具专业般的学者研究精神，你就应付不了客户对于物品细节上的疑问，你不在市场流通领域有深入涉猎，就无法给客人提供一件物品市场潜力和价值的判断建议。
要知道古董这玩意，买进来容易卖出去难，要让客户掏真金白银的买东西，这有多难？
有什么样要求的客户，就有什么样素质的买卖手，有什么样的行家，就有什么样的藏家。
反之亦然。
而因为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往往这些行家买卖手自己就是大大小小的收藏者，因为你自己不买，不研究，就不可能真的懂。
而一个没有自己藏品，没有拿着自己血汗钱长期介入正常流通领域的人，你说他有多懂货，懂极都有限。
什么说教都没有切肤之痛最有效。
谁在收藏？
那些大大小小的拍卖上一定都是一场富人的喧哗游戏？
一场炒作？
不是的。
那些拍卖只是冰山一角。
很多所谓的世界纪录是不能当做风向标的，那已经是纯粹的资本游戏。
而在这之下的，大部分的中高端器物自然有他们的流通渠道和圈子，而参与收藏和买卖的人，除了职业的古董商，很多是都是平凡的人，中产或者生活略余吧，并不是什么富豪。
只是因为喜欢，多年以来在正当圈子里以藏养藏，慢慢积累来的，很多在博物馆聚光灯下被人啧啧称奇的器物，他们家中就有。
只是他们有他们的圈子，即使他们是你的亲人朋友同事，你不在他的这个交流圈子，也不知道罢了。
都是很平凡的人，没指望这个大富大贵。
人人都有很多面，但只会给懂的人看。
早年国外的那些大藏家们，每一个无不是身后有一两个或者一群专业人士古董商行家们扶着走路的，这是一种商业和学术相结合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认知，情感的传递。
他们享受了这个过程，身后便将这些东西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流向社会，会有人再汇集，保管，研究和欣赏，再流传……这是良性的。
从民国开始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的古董商行家们，各有各的能耐和秉性，各有各的机遇和命运。
有兴趣的，可以查查早年的诸如孙瀛洲仇炎之卢芹斋等人的经历——卢芹斋，那年月流向国外的中国古董相当一部分经过他手；
仇炎之，人说他家是第三个故宫；
孙瀛洲，现在古陶瓷鉴定界谁敢说不是孙先师的弟子？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足以写出一本分量十足的。
而他们各自经历的不同又常令人深思，什么是因果什么是福报？
而接下来的，便是断层，新中国前三十年是剧烈变动的，老一辈的古董商断掉了，后来都是慢慢在这个断壁残垣上自己摸索着爬起来的人，总归是底蕴不足积累有限。
人人都言清末民国是中国文物古董外流的高峰期，而少谈其实革新开放后也有高峰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相继大搞基础建设，很多文物在此过程大量出土，国家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东西都跟着钱走，谁出的钱多东西就往哪里流。
那时候内地还没有所谓的收藏市场，好的东西有人一手买断之后就从香港流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