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继续中立，不过张若水会错了意思，谁想慢性自杀呢？再加上赵顼派他下去察看，大约这就是大势所向，皇上也改变了原先想法。再说，在王巨主持下，军器监改革，新式碳化钢、水压冷锻、虎踞炮、大型火蒺藜球的推广，以及神臂弓，还有正在研发的各种新式刀枪，似乎军器监将要出现史上最强冷兵器，这才是大功。
抱着这种想法，张若水匆匆忙忙下去看了看，回来禀报，说好好好。
确实青苗法产生了一些弊病，不过要改革，总有一些不好的，然而好的一面胜过了不好的一面，为什么会闹，主要是向一等户放贷，实际等于向他们变相征税，这些人都有着势力，所以闹的人才那么多。这就象原先刘娥时，吕夷简主持了茶政改革，连宋仁宗的老师大儒孙奭都在这个反对行列。
但后来结果证明吕夷简是对的。
吕夷简是保守派吧，动操有术吧，无论权谋或家世，有几人能敌？
可就是变相地加税，又加了几何税？
这就是张若水的禀报。
其实以前王巨关于这个利益，也说了很多。
不过张蓝二人的禀报也未必是实际，这又涉及到宋朝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太监的权利。
表面上看，权臣需要一些依附或交好的太监，提供内宫的消息。不仅是王安石，文彦博，包括王巨也是一样。但宋朝太监的地位比较低，仅是在史书上。就能看到最少有一百名顶级太监倒在两府首相或权臣身上，被迫流放到洛阳或其他外地“养老”，所以宋朝宫中的太监能为一些大臣提供消息，但也需要一些权臣对他们保护，这种关系是权臣为主。太监为辅的关系。那怕是童贯，他也不可能凌驾于蔡京之上的。
平时他们不一定需要站队，但到了选择的时候，比如这时赵顼让蓝张二人下去察看，他们不得不站队了，所以青苗法如何的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选择的对象能不能站上风。
看来王安石要上风了，于是这个禀报，完全偏向了王安石，甚至其参考价值还不如李定的禀报。
赵顼不会想那么多，毕竟他才二十来岁。哪里想那么多。
蓝张二人是宫中大太监，他们汇报的消息应当是可靠的。
于是立即诏书王安石视政。
王安石接到诏书，不能再拿捏了，立即视政。
好了，文彦博、韩琦与司马光等人的心血全部白废了。
韩琦接到消息，大吃一惊，连忙上书，论青苗法不见听。请解河北安抚使，疏奏到了中书，论官职王安石上面还有曾公亮与陈升之。但是曾公亮虽然有心机。在变不变法上，不是变法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中立派，而属于模糊派。陈升之更是两面派，投机分子。王安石回来了。两人息菜了。主事的人又再度成了王安石。
王安石可不会买韩琦的账，你要退这个河北安使。那么就退吧。
司马光这回急了，于是连续写了两封长信给王安石。第一封信是在王安石要求去洛阳时。那封信语气很讥诮，到了第二封信时，司马光看到大势已去，语气立即变得温和，所以开篇便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安石以左谏议大夫本官参知政事）阁下：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
司马光态度温和了，王安石也退让一步，实际随着韩琦等人的逼迫，王安石不久又再做了一步退让，取消三司条例司，将三司条例司功能放在了中书条例司。
然后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这并不象一些人诬蔑的那样，王安石对司马光三封信不屑一顾，这封信便是《答司马光谏议书》，在这封信中王安石反驳了司马光的批评，否认了司马光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这些指责有的是司马光在第一封信里写的，不过第一封信司马光语气太过恶劣，所以王安石未回。
然后说两人游处相之日久，议事却每不合，是两人所操之术异故也。然后王安石比较明智地承认了一旦改革，必招怨恨，比如商朝迁都盘庚，不但大臣反对，连百姓也反对。但后来证明商朝迁都是一项英明之举，暗示司马光保守、因循、苟且偷安的不对。
司马光接到信后，无法反驳，于是也回了一篇短谏，说了国家已因新政造成动乱不安。
变法嘛，总会产生动荡的，王安石便没有再回信了。
这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吕惠卿交锋的真相，两次交锋实际司马光占了下风，但上下风重要吗？会有人竭力篡改真相的。
司马光看到事情不可为，除了懊悔地拍大腿外，便不作声了。文彦博只好赤膊上阵，说青苗法之害，赵顼道，吾已派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
文彦博道，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
赵顼心中说，老子信韩琦，还不如信苏东坡！当然这次文彦博打小报告同样无果。
正当这些保守派无辄时，又发生了一件事。
石介的学生、欧阳修的好友姜潜担任陈留知县。
朝廷让向姜潜摊派陈留县的青苗钱，欧阳修的好朋友，还能支持变法么？但他虽在儒学上建树高，却没有得中进士，所以官小言卑，又不能直接拒绝。于是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刻意将青苗钱数额悬于县城门上，然后大张声势宣传青苗钱。俺做得不错吧，支持青苗法吧。
实际呢，他只是干打雷不下雨，只宣传。你们快来贷青苗贷吧，然后什么措施也没有了。
试问这样，青苗钱还能发下么？
陈留县乃是京城的一个大县，他这一闹，影响非同小可。王安石派人责问，姜潜就说，俺声势那么大，百姓不愿贷让我怎么办，难道介甫公你让我强行摊派么？搪塞了几次，姜潜看到自己这招肯定不管用的。早晚被罢，索性称病弃官而去，反正俺家里有几百亩地，不愁自己衣食。
关于青苗贷的利弊，确实是产生了许多强行摊派的现象。但它的利非是打击了高利贷，也非是增加了国家收入。
其利是提前了近七百年，出现了信用贷款，并且王安石隐约地感到这个信用贷款会刺激经济增加。
其失败也非是它太超前，以宋朝的经济，完全可以推出这个信用贷款。
只是王安石的思想还跟不上，所以其措施不完美。
即便到了王巨脑海里，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其最大的难题便是货币不足。因此不能说王安石青苗法有多好，也不能说姜潜这种行为有多高尚。
然而姜潜这一闹，问题来了。反对声音再度掀起。
知通进银台司的范镇又带着一群大臣闹，又用辞官胁迫，那就辞吧。
再到科举，叶祖洽在策中写了一句，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主考官吕惠卿将他拨为第一，副考官刘攽不同意。然后闹到李大临与苏东坡哪里，三人将上官均拨为第一。四个考官吵了起来。赵顼无奈，派陈升之面读几人试策，于是再度策叶祖洽为第一。
苏东坡不服气，王安石气愤地说了一句：“轼才虽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如此。
这下子将苏东坡得罪狠了，然后便有了李定案。
李定的同母异父之兄便是大和尚佛印，这个佛印很有些才气，所以后世传出许多他与苏东坡的雅事。但与后世传闻不同，这个佛印非是苏东坡去了杭州才交识的，佛印本身是一个花和尚，吃酒喝肉，为人潇洒，四处游历，所以很早就与苏东坡认识了。
但相比他这个哥哥，李定为人确实比较刻薄些，所以兄弟俩十分不和。
然后佛印便与苏东坡说了一件事，他们的同母仇氏死的时候，李定为泾县主薄，没有守孝。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仇氏改嫁是因为李定父亲家境中落，仇氏死的时候，李定父亲还活着，小老婆随人跑了，李父当然不高兴，于是写信让李定回来守心丧，就是不穿孝服的守丧，但也守了三年李定才复出为官。
李定原先与苏东坡无仇无恨，因为他恨上了王安石，又听到青苗法未废，王安石再度上位，多有李定之功，于是将这段往事放了出来。不过他非是言臣，所以开始透露给了御史陈荐，赵顼便诏下让江东淮浙转运使问询，为何成了三路，仇氏三度改嫁，不在一处，那么只好让三路察问了。
察问的结果是李定曾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但未说持所生母服，也就是守心丧。
李定就辨解，俺父亲未告诉我是仇氏所生，但父亲健在，岂能随便穿丧服？结果到了京城，陈升之对李定的孝与不孝不置与否，曾公亮则认为李定要补服丧。
补服丧问题不大，大不了来一个夺情，也不过就一百天。
但补了服丧，李定就彻底打上了不孝的罪名，在古代百善孝为首，这个帽子就大了。王安石立即出面，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李定确实不知情，第二件事在古代女子改嫁就不再是家人了。
李定可以为其守孝，也可以不为其守孝。
还有一条依据王安石未说，凭借李定母亲的为人，还象一个母亲吗？凭什么让李定守孝，守了三年心丧已经对得起她了。
所以陈荐是无理取闹，恶心攻击。不过弹劾出来了，本来王安石将李定授为监察御史的，不得己，只好改为崇文殿说书。
但御史林旦、薛昌朝与范育不服气，再度弹劾，李定无奈，求解职，再降官，改成了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
不过李定就奇怪了，俺这个母亲死了，连俺都不知道，陈荐从哪里听来的。
他也没有想到他那个哥哥，但是过了三四个月苏东坡自己露出马脚，天长有一个进士叫朱寿昌，其母生下朱寿昌两年后被父亲逐出家门。
朱寿昌直到后来知道真相，发誓不找到母亲誓不为官。一直找了几十年，才在同州找到其母，这也说明了宋朝人口的流动性，生生从安徽流落到了陕西。这时其母已经七十多岁，还生了两个儿子，让朱寿昌一齐迎回。
这正在李安案风波还没有过去之时，于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官，却轰动一时，先是钱明逸大力推荐，然后苏东坡写诗唱和。
李定这才将视线转移到了苏东坡身上，然后又打听到了苏东坡与其哥哥的关系，一下子明白了。
也就是乌台诗案两大主角，都没有对的地方，皆做了小人之举。
王巨对这件事原先是一知半解，直到这时，才知道了大约的真相，
但王巨也尴尬了。难道我也要将保安军那个便宜母亲，以及姜家的那个弟弟接到京城来享福，甚至将姜氏接到京城继续做“奶奶”。
原因很简单，相比于李定的母亲，他那个便宜母亲无疑是一个天使。况且王巨母亲是在父亲死后改嫁的，不管怎么养的吧，总是养了了几年。
所以王巨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清楚了事情的大约经过，立马花了几百贯钱，买了一些衣料礼物，派人送到了保安军。
真怕啊。
这时代若是让人打上了不孝罪名，那就死定了！
苏东坡这时候只是一个二百五，然而他后面有许多高高人哪，包括大科学家沈括同志，那一个是简单的角色。
然而这还不是难堪的，不久真正的难堪到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