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突厥的战策，李药师早已不知几经筹划，此时回道：“若以《十策》为基础，面对突厥，首当取下河南，次则畜养马匹。其后贿间、招慰、工事、人和、地利、天时……当年勘平萧铣的原则，在在均可用于击溃突厥啊！”
当时的“河南”并非今日的河南，而指黄河之南的河套地区，亦即胜州、夏州之地。
李药师虽只寥寥数语，然他君臣对于《十策》俱皆了如指掌，烂熟于胸。
李世民心中略作复盘，说道：“如今河南困于梁师都，若欲将之取下，却不似徇巴蜀、收夷陵那般轻易。吾兄可有想法？”
“欲取梁师都，当以水战！”李药师语调坚定铿锵。
“水战？”李世民先是一怔，继而击掌赞道：“水战！”
“是。臣在灵州，见突厥与梁师都往还，渡河俱乘羊皮筏子。彼等未娴造船之术，只将河水视为弱水，世代相传『其力不能胜舟』。我军只须……”
李药师一语未毕，李世民已拊掌而笑：“照啊！我军只须顺流而下，截断突厥后援之途，则梁师都尽在彀中矣！”
“陛下明鉴！”李世民一时大喜，问道：“吾兄所部造船、水军人才，可都已在灵州？”
“往昔水军皆以张宝相、席君买统领，他二人已在灵州。造船则以陆泽生为首，他刻下仍在扬州。”
“陆泽生，这名字『泽被苍生』，倒与朕的『济世安民』若合符节啊！”
此时李世民心情绝佳。
李药师躬身笑道：“陛下折煞臣等了！”
他接着说道：“年前陆泽生并未随臣北上，只因没有料到北地也有造船之需。如今却也并不急于调他前来，不妨先着他征集造船所需的材资。”
李世民笑道：“如此甚佳，就听吾兄之议。”
李药师躬身领旨。
李世民却又沉吟半晌，喃喃说道：“至于畜养马匹……”
他凝神踱步须臾，方才问道：“不知吾兄认为，击溃突厥，须要多少兵员？”
古代征战，步兵大抵一人一骑，这马并不用于乘骑，而用于驮负兵士所携的兵器甲胄等物，称为“驮马”。
骑兵则一人二骑，一匹驮马，另一匹供战阵交锋之时乘骑，是为“战马”。
战马非常娇贵，除战阵、训练之外，平时绝不舍得乘骑。
此外大军还须有牵挽粮秣、锱重的“挽马”。
马匹若有余裕，兵士才得配备代步之用的“乘马”。
时值武德九年，过去十余年间，华夏大地烽烟四起，马匹损失至为惨重。
尤其可供繁衍的母马，虽已下旨向全国严征，也只集得三千匹，极度匮乏。
他君臣均久经战阵，明白纵使戮力畜养，也无法在短期之间迅速扩充良马的数量。
然而皇帝所提之问，李药师早已不知几经通盘推演，当下侃侃回道：“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一旦机势成熟，突厥可取，届时便依马匹之数，而定兵员之数。”
“兵有三势”是大唐军神卫景武公李靖流传后世的经典军事名言。
此时李世民闻言，眼神大亮：“所以一旦机势成熟，吾兄自有取胜之道？”
当时突厥欲与大唐协议，颉利可汗愿给马三千匹、羊万口，以换取车服玉帛。
李世民正值两难之际，他愿意释出财宝，但与马匹羊只相较，他更希望换得陷于漠北的华夏子民，包括温彦博，得以回归中土。
然而大唐，实在须要马匹啊。
不过此时，李药师并不知道两国协议之事。
他见皇帝眼神大亮，于是回道：“是。所谓『奇正用兵』，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李药师更加没有料到，自己短短一段论述，让李世民不再两难。
因着这段论述，非但温彦博得以还朝，甚至让突厥误判情势，以为大唐不缺马匹。
此时他见皇帝频频颔首，便继续说道：“所谓『机势成熟』，乃是贿间、招慰有成，弓刀悉备，士卒劲勇，地势、天候有利于我军。”
李世民原本频频颔首，此时突然定住：“『弓刀悉备』！诸般兵器工事品类繁多，何以单说弓刀？”
李药师心下不禁大赞，这位皇帝，当真将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聆听仔细啊！
感动之余更觉庆幸，得遇如此锐意国是的人主，何其舒心！此时他深深一揖：“陛下明鉴！突厥轻装骑兵优于我军，我军步兵、重装骑兵则优于突厥。因应轻装骑兵的疾驰，我军可先以步兵立射，阻其锐气；待其迂回趋近，再以重装骑兵排成刀阵，如此便可破之。因此面对突厥，诸般兵器之中，弓与刀乃是重中之重。”
此时轮到李世民开颜大赞：“高啊！欲以步兵、重装骑兵击破轻装骑兵，吾兄之议，可谓不二法门！”
李药师赶紧谦谢。
李世民缓缓点头：“如今诸将多重骑射。然而应对突厥，以步兵配合重装骑兵，立射却更为紧要啊！”
他略事斟酌，继续点头：“甚好！甚好！如此朕便亲教诸军士卒习练弓矢。”
李药师躬身称是。
李世民却又含笑注视李药师：“听闻吾兄所部，有一神射少年，曾将颉利可汗吓阻于潞州城北，可是？”
“是。此子名唤薛孤吴，乃北齐太子太傅薛孤延后人。”李药师边响应边暗想，自己所部的人才，这位皇帝陛下竟然如数家珍！
李世民点头道：“如此，吾兄可调薛孤吴前来。只不知他现在何处？”
“薛孤吴现在灵州。”
“灵州距此四日马程。如此便将教射定于七日之后，可成？”
李药师再度躬身领旨，心中暗想，信鸽由长安至灵州，须得一至二日。
这位皇帝陛下，将时程掐得可真精准！
李世民又笑道：“朕想陆泽生造船，张宝相、席君买训练水军，俱能独当一面，并不须吾兄亲赴灵州。只因眼前尚有两件大事，得我大唐刑部尚书替朕去办。其一，《武德律》虽已较前朝宽仁，但仍留有若干肉刑，宜当去除。”